社会规范策略对居民垃圾分类的助推效应:一个田野实验

当前我国政府正全力推行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政策手段主要依赖宣传劝导与经济激励。鲜有文献检视行为助推政策对我国居民垃圾分类的影响。基于浙江省Q市近3600户家庭的田野实验数据,系统评估社会规范策略对垃圾分类行为的效果。该策略利用个体从众心理,旨在通过披露社群中大多数成员对目标行为的遵从与认可,促使受众改善行为。研究发现,社会规范策略显著提高了家庭垃圾分类参与水平,且策略效果在环保偏好或社会资本较弱的人群中更强。该策略不仅具有即时效应,在干预停止后仍发挥持续影响。进一步的成本效益分析表明,社会规范策略相比传统政策手段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研究结果确证了社会规范策略的高效性,深化了对行为助推政策作用机理与适用条件的认识。     

新时代泸州市县级党校分类建设改革优化路径研究

党校是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初心地,是以文化人、凝心铸魂的引领地。办好县级党校,对于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具有重要意义。为促进新时代背景下基层党校高质量发展,对泸州市县级党校的分类建设改革进行专题调研,查找制约因素,分析深层原因,针对性研究优化路径,这对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校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案件分类分层处理的路径

随着跨境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案件趋向公司化、集团化,打击治理的难度逐渐加大。通过具体的案例进行剖析,可发现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存在隐蔽性增强、跨境打击情况复杂、证据链条有缺口等主要问题。检察机关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应当坚持问题导向,秉持分类分层处理的思维路径,加强提前介入工作,与侦查机关形成办案共识;借助信息网络优势,全面搜集证据;加强“诉审衔接”,营造良性互动局面;以案释法精准宣传,强化诉源治理。     

分类施策深化基层监督

廊坊市安次区纪委监委整合发挥村(社区)纪检委员、监察联络员、村(居)务监督委员会“三支队伍”力量,依托“小微权力一点通”平台,实施“四色管理法”,将域内341个村(社区)按照绿(好)、白(较好)、黄(重点关注)和红(后进)四类进行监管,并根据各村(社区)实际情况,因情施策,分类指导“三支队伍”履职尽责,打通基层监督“最后一公里”。     

提升新时代组织工作质效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全面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是郑重的历史性、战略性决策。组织部门要聚焦主责主业,切实将《决议》精神转化为做好工作的强大动力。坚持学思践悟,扛牢组织部门政治责任。要在深学上下功夫。充分运用三会一课、党校主体班次等形式,持续抓好专题学习、研讨交流、分类培训,引导党员干部学深悟透、了然于胸。     

从积极组织行为学看垃圾分类习惯养成

推行垃圾分类,关键是推动习惯养成。积极组织行为学将员工作为研究对象,认为激励员工发挥自身优势能够提升组织的整体绩效水平,这为推动垃圾分类主体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提供了有益参考。基于积极组织行为学视角,推动垃圾分类习惯养成,需要强化自我效能感,倡导垃圾分类人人能行;强化社区意识,明确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强化社区动员,落实垃圾分类人人尽责,最终将垃圾分类的种子种在每个人的心里。     

公务员职位分类制的进路与分野——日本、韩国的经验教训及其启示北大核心CSSCI

作为人事行政工作的起点和基础,公务员分类制度有利于提高人事管理的科学化和法制化水平,有利于提升政府行政效率、效能和效果,有利于推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本文基于历史演进的视角,对日本和韩国公务员职位分类制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阐述了两国照搬照抄式推行职位分类制面临的失败及选择适宜本国情况的分类模式的探索过程。在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指出现阶段我国应加速推动公务员分类制度的科学化进程,在横向分类上,要基于职位性质的差异性进行分类;在纵向分级上,应注重建立统一的标准进行定级。     

促进重庆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大力发展演艺事业和产业

2021年6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突出问题导向,坚持分类指导,以演出为中心环节,凝聚共识,激发国有文艺院团生机活力,创作舞台艺术佳作,不断满足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精神文化需求,并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以演出为中心激发国有文艺院团生机和活力,为当前重庆国有文艺院团深化改革,促进发展指明了方向。     

信访的角色与功能定位探讨

信访制度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一项政治制度安排,是党的群众路线在社会治理领域中的具体体现。信访制度在实践中出现诸多问题,其原因在于信访的角色和功能定位发生错位。理论上设计信访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信息传递、政治参与、以及权力监督,但实践中人们却主要将信访当作权利救济的手段。在实际运行中,因历史的原因信访制度纠纷解决功能曾一度过度膨胀,其自身也因此吸附了巨量的社会矛盾,承担了社会治理低效和失灵的代价,承受了难以承受之重。信访制度改革应回归信息传递、政治参与、权力监督的政治缓冲功能定位,可以作为纠纷解决导入相关法定程序的“挂号室”,另外保留特殊类型纠纷解决的补充、配合和兜底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