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冲击铁路群体性事件的类型、成因及预防对策

冲击铁路的群体事件严重威胁了铁路政治稳定、治安安定和运输生产安全。本文就冲击铁路群体性事件的类型、成因以及预防对策进行了逐一阐述,对工作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论冷战后的国际干预——以米洛舍维奇事件为例

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是第一位受到国际刑事法庭审判的国家领导人.这一事件的发生是国际干预的直接结果.纵观后冷战时代日渐增多的国际干预,它一方面作为维护国际共同利益的需要,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但另一方面,它对传统国际法有关主权、引渡等问题的冲击显而易见.因此,应当规范和完善国际干预机制.     

内蒙古自治区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为提高政府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突发公共事件及其造成的损害,保障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全区安全和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并发布了《内蒙古自治区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路径与模式:制度合法性展开过程中非营利组织的形成

通过对“政企分开”、“剥离企业办社会”、“政社分开”和“社会事业单位改革”的“事件——过程”分析,用“合法性机制”理论剖析制度创新的成因,可以看出这些“连续不断的事件”是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制度选择以来社会结构变化的过程,这个逻辑展开在分离的主导力量、强度和分离的领域上不同于西方的逻辑运作,由此导致了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四种形成模式——“行政举办模式”、“脱壳衍生模式”、“草根内生模式”和“外化移植模式”,这几种模式生成是制度化合法性机制由原来计划经济时期对社会效益的反向作用向正向作用发展的结果。     

徽商、晋商与台商的似与不似——兼驳陈水扁的“缺乏爱台”说

2005年底台湾“三合一”选举失败后,陈水扁加快了其“台独”步伐,在两岸关系上频繁出手:2006年元旦,他提出实行“积极管理、有效开放”的紧缩性两岸经贸政策;1月29日,他抛出以废除“国统会”和“国统纲领”为核心的三个诉求;2月6日,他又在台商联谊会上大放厥词,以相当恼怒的口吻批评台商,责怪台商只顾自身的利益,没有全局眼光,缺乏“爱台湾”的意识,甚至搬出徽商和晋商的例子,指出这两个商帮之所以雄踞商场几百年,就是因为他们的团结和有纪律,为了整个商帮的商誉和团结,个别商人就是牵涉利益再大,也会“有所为”“、有所不为”。2000年陈水…     

清代前期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总理藏政研究

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总理藏政的政治基础是非常薄弱的,为此集中事权、加强藏王的集权统治成为他在初政以后施政的主要目标,但这种集权过程单纯以威权和暴力为后盾来进行,严重触犯了藏人特别是很多藏内上层僧俗贵族的利益,也没有得到清朝中央政府的同意或认可,最终导致其统治内外交困和噶厦政府权力体制的分崩离析,卒至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爆发,藏王身败名裂,藏王制被废除。但同时应该看到,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之所以发生,显然不能否定它是藏王与藏内僧俗势力以及驻藏大臣之间异常激烈复杂的矛盾斗争的产物,因此,对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与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本人的论定不宜过于简单和仓促。     

收容制度该不该恢复？

三年前的“孙志刚事件”促使了收容制度的废除,然而不久前,钟南山因电脑被抢而提出的恢复收容制度的言论又引起了人们的争论。其中超过六成的网友表达了赞同的意见。支持者认为,无业游民增加容易引发治安问题,收容制度可以抑制无业游民违法犯罪;反对者认为,不能以伤害无辜者为代价来管理社会。一个公正的社会,必定有它蕴含了平等理念的法治基石;一个和谐的社会,必定有它对任何弱势群体都绝不放弃的道德良心。收容制度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遏制城市犯罪?任何人都难以轻易对这个问题给出准确的答案。面对现实中的治安问题,政府应当致力于消除废除收容制度之后的治安盲点,还是将治安的责任推向收容制度的废除呢?     

“渐进台独”走向“激进台独”

从近期台湾当局领导人一系列言论看，“渐进台独”有走向“激进台独”之势，此种趋势已愈来愈明显。李登辉是搞“激进台独”的，如今以他为“精神领袖”的台湾团结联盟，简称“台联党”，也是搞“激进台独”的。台联党成立以来，“独”招频出，毒汁四溢，呼风唤雨，气势凌人。然而这毕竟不符合台湾社会民意主流，虽有一定影响，但多数民众是反感和反对的。民进党鉴于“激进台独”太过暴露，有违主流民意，故而在所谓“新中间路线”掩护下，改采“渐进台独”路线，采取由近到远、由小到大、由内到外、由量到质、化整为零、蚕食渐进的“台独”…     

黄宏生事件颠覆经营潜规则

从被拘到保释 回顾2004年，资本市场的一些现象颇为引人深思。中原高速的童言白、托普软件的宋如华、ST达尔曼的许宗林、ST春都的刘海峰等，这些曾经在资本市场上响当当的名字，如今都因为某种意义上的贪婪而成为一个时代结束的象征，黄宏生事件也是其中耐人寻味的个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