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律师伪证罪的构成要件

根据《刑法》第3O6条的规定,本罪的主体是刑事诉讼中的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其他刑事诉讼参与人以及刑事案件的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本文对于律师伪证罪主体范围的界定为刑事诉讼中的辩护律师;律师伪证罪的主观构成要件只有直接故意才能构成,过失和间接故意都无法构成律师伪证;只要在刑事诉讼中,律师实施了客观方面的行为,侵犯了司法机关正常的刑事诉讼活动秩序,并且造成严重后果的,符合律师伪证罪客观要件之时间界限。现有复杂客体说不符合犯罪客体的内在性质,简单客体说无法充分反映出律师伪证罪的客体范围,故关于律师伪证罪所侵犯的客体,无论是现有的复杂客体说还是简单客体说都有难以调和的困境。本文结合司法实际和理论争点认为,律师伪证罪不仅对司法机关的正常刑事诉讼活动造成了侵害,对律师的职业道德也造成了一定的侵害,故属于修正的复杂客体。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论来源和实践基础

随着犯罪形势的变化及社会学方法在刑事法学中的进一步运用,传统的重刑主义与严打政策已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这种情况下,中国提出了以构建和谐刑事司法为目标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高度重视和关注,深入地从历史和现实中寻找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论来源和实践基础,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有利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实施。     

构建我国刑事证据保全制度的若干思考

刑事诉讼的核心问题是运用刑事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作为一种程序性保障措施,刑事证据保全制度的确立与完善为维护当事人的诉讼权益提供了锐利武器和强大制度性支持。我国刑诉法没有规定证据保全制度,尽管立法允许辩护律师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但是立法的制度性缺陷使辩护律师所享有的申请取证权无法落实。刑事证据保全的直接目的在于保障证据完整和追求诉讼效益,实现司法公正。     

关于新型产业集中区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一体化的思考——以安徽省江南集中区为例

江南集中区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作为一项民生工程,具有经济和社会双重效益。一方面,这项体制创新将使集中区内现有居民充分受益,加速集中区各项事业的建设,同时也将形成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为集中区产业经济发展奠定稳定的人力资源优势。另一方面,江南集中区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实现将为其他地区的社会保障一体化提供经验借鉴,真正做到集中区的示范引领作用。     

对专业化市场主体知识产权刑事保护意识的考察——基于对杭州市253个商家问卷调查的分析

专业化市场是市场经济在规模效应模式下的组织形式,是一项极具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经营商品的同类性使专业市场知识产权保护形成内部易、外部难的局面。对杭州华东家具市场和杭州灯具市场的调查显示,商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商品占绝对比重,并有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较高的起点和复杂的程序是商家对刑事保护期待不足的主要原因。强化行政执法是启动刑事保护措施的前提条件。完善刑事立法是落实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的基本路径。     

刑事政策主体辨析

刑事政策主体的界定与人们刑事政策的基本观念密切相关,刑事政策主体问题本身就是刑事政策概念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刑事政策主体指的应当是制定主体而不包括执行主体,市民社会不是刑事政策的主体,地方国家机关也不是刑事政策的主体。     

重刑化刑事政策之商榷

以刑事一体化为视角对2005年12月至2011年5月间司法解释进行分析,发现重刑化的实体法与微罪处分的程序法共同构成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架构。刑事政策重刑化使我国刑罚体系水涨船高;在此情境下,程序设计的严谨不过是出于对严罚的合理化,而社区矫正等微罪转介措施则促使更广泛入罪化。其解决方法是：重新提倡刑法谦抑;对首重严刑的民意进行理性审视;以及推行恢复性司法,通过沟通实施控制。     

检察监督视野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的问题及其完善

我国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在立法上、制度建设上和实施过程中均存在着一系列问题,特别是检察机关无法对行政执法机关＂不移送＂情形实施法律监督,影响了衔接机制的顺畅运行。因此突破检察机关在衔接机制中履行法律监督的法理障碍,对＂行刑衔接＂机制在立法上予以完善,并建立健全行刑衔接的检察监督机制和相关的制度平台实属必要。     

控制死刑:程序法该做些什么

死刑作为最严厉的刑罚,必须受到严格控制.在控制死刑的问题上,程序法有四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一是死刑案件审理中证明标准的确立和证据规则的完善,二是死刑复核程序的改革,三是死刑判决后的纠错路径的设置和死刑赦免制度的激活,四是相关配套措施的完善.解决此四方面问题后,刑事程序法当能在控制死刑方面发挥其自身独特的作用.     

杀人（既遂）案件适用刑事和解问题研究

刑事和解是私权在刑事司法领域中的介入和体现,这对于平衡公权力、更好地尊重和体现被害人意愿具有积极意义,符合现代刑事政策发展的趋势。但私权在刑事司法中的介入亦应是有边界的。盲目扩大刑事和解的范围,既是私权的滥用,也是公权力的不作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设计还在摸索阶段,实践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大力提倡并广泛适用、特别是在杀人（既遂）案件中适用,并非理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