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一体”审判管理模式的江汉实践--武汉市江汉区法院有效推动“三个提升”工作纪事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紧紧围绕执法办案第一要务，深刻剖析审执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队伍建设的薄弱环节，更新管理理念，按照“案件质量管理全程化，综合绩效考核全员化”的总体思路，从制度建设入手，明确细化岗位职责；实行案件流程监控，强化审判执行管理；     

关于毁灭、伪造证据等诉讼欺诈行为的刑事法律探讨

狭义的诉讼欺诈行为，指行为人虚构事实，毁灭、伪造证据，将被害人作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虚假诉讼，诱使法院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错误裁判，使被害人交付或者借助强制执行获取被害人财产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诉讼欺诈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有必要运用刑法来进行规范和调整，建议在刑法第三百零七条增设一款“毁灭、伪造证据罪”，规定“诉讼当事人虚构事实，毁灭、伪造证据，并向人民法院提起虚假诉讼，进行诉讼欺诈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论刑事程序司法解释的限度——以《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为契机

今年，我国可能迎来又一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修订前夕，有必要对已有的刑事司法法律进行一次系统的整理。而司法解释是法律适用的基础和前提，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应能保证刑事诉讼法的正确实施。但现实中却出现司法解：泽超越立法的问题，违背了程序法定的基本要求。基于此，本文分析了现行刑事程序司法解释存在的种种严重问题以及对刑事诉讼本身的影响，并在原则和规则的层面上提出了对刑事程序司法解释权设限以求完善的具体出路，以期对这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提供方法。     

浅析我国冤案成因及防治机制的完善

正引言本文所指冤案,是指无辜者被定罪案件。在我国当下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冤案问题逐渐获得关注。这首先是由于刑事司法改革如火如荼,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于2013年生效后,中央政法委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防范冤假错案的文件或者司法解释,要在防治冤假错案问题上破局。其次,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4年发布《关     

民事合法与刑事违法冲突之解决——以欺诈和胁迫行为的效力为视角

欺诈或者胁迫行为属于可撤销的民事行为,如果被害人不行使撤销权的,在民事法律上合法有效,但在刑事法律上往往已经犯罪构成要件。这就出现了民事合法与刑事违法的冲突。之所以形成这一冲突,民法与刑法在核心价值取向上的差异性、民事法律关系与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差异性、民法和刑法对被害人事后追认的态度不同是其理论根源。民事合法与刑事违法冲突之解决包括刑事政策、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三方面的径路。     

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正《决定》在第九部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中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即"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重申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法治中国建设的核心在于保障人权,保障人权则有赖于国家司法体制的建立及其运作。如何发挥司法在人权保障中的功能,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一、领会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意义《决定》专门提出"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命题,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和功能。从人权与国家治理关系上看,人权保障是国家体制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和标志。国家治理首先是宪法治理,而宪法治理的基本要求是建立完善的人权保障制度,维护人权的价值,使之成为国家的价值观,培育国家生活中的人权文化。     

安徽监狱系统——以法治为统领 全力推进法治监狱建设

<正>监狱工作既是一项事关国家刑事法律实施和法律权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刑事司法工作,又是一项事关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康的特殊社会管理工作。监狱治理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有机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纵观新中国监狱工作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国监狱治理的模式从人治到法治走过了极不平凡的曲折历程,经历了领导人思想治监、政策治监、法规治监到依法治监等不同治理阶段,治监理念逐步向法治靠拢。     

审理植物新品种权侵权案件法律适用问题探讨

植物新品种权案件是近年来出现的新类型知识产权案件,目前在司法审判实践及其法律适用上尚有不少问题需进一步研究。通过对证据保全、诉讼禁令、司法鉴定、制种大户应否承担责任、侵权赔偿数额确定、刑事责任等方面展开探讨,提出植物新品种权案件审理若干关键环节的主要观点。     

英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介评

英国自1847年开始区分未成年犯罪人与成年犯罪人以来,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经历了由惩罚控制向社会福利模式转变,又从社会福利模式向保护未成年人权利与控制犯罪平衡转变的过程.进入21世纪后加强了社会参与与协助,不仅设立了少年法院,还创设了适合成年人参与警察讯问制度、保释以及转处措施等,体现了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权利保护,这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完善将有助益.     

检察监督视野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的问题及其完善

我国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在立法上、制度建设上和实施过程中均存在着一系列问题,特别是检察机关无法对行政执法机关＂不移送＂情形实施法律监督,影响了衔接机制的顺畅运行。因此突破检察机关在衔接机制中履行法律监督的法理障碍,对＂行刑衔接＂机制在立法上予以完善,并建立健全行刑衔接的检察监督机制和相关的制度平台实属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