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司法中公民的容忍义务及其限度

公民容忍义务源于每个人为求权利和自由需分出部分私权演绎为公权，所有人的付出意味着个人承担的义务比他的需要对应的义务更多，公权是放大了的私权。公民容忍的限度涉及刑事司法人权保障的规则化、伦理化，目前的看法相当暧昧。公民容忍义务具有共识性、比例性、条件性和模糊性四个方面的特征。对公民应当服从的公权力应通过必要性原则、比例原则来制约，找到个人权利与警察权、检察权、司法权的平衡点，以保障公民的人权。     

重庆市“涉农”刑事案件特点及预防对策

检察机关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法治保障，最主要就是通过履行检察职能维护好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维持好农村的稳定秩序，为整个农业的发展创造安定团结的局面。鉴于此，我们对近几年来全市的“涉农”犯罪进行分析，剖析农民犯罪的原因，寻求预防和遏制对策。     

中国古代刑事审判中被告人诉讼地位析论

本文以现代法治背景下的刑事审判为参照,通过对中国古代刑事审判制度及其实践的分析,论列了由于制度设置的先天不足、法司法治观念的阙失,以及法外因素的影响,中国古代刑事审判中被告人卑微无权的史实。     

对我国刑罚政策的纵向思考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罗干在2005年末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出“宽严相济”是我国在维护社会治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基本刑事政策。今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也不约而同地提到在打击刑事犯罪时要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这是我国刑事政策的一项重要调整，是运用刑事法律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指针。     

刑事和解机制建构根据简论

刑事和解,系指经由司法机关的职权作用,被害人与犯罪人面对面地直接商谈,促进双方的沟通与交流,从而确定犯罪发生后的解决方案。刑事和解在我国有其事实、法律基础和一定的可操作性。刑事和解制度的建构既是被害人学研究得出的重要结论之一,也是犯罪人矫正和回归的必然要求,是社会和谐与社会福祉增加之所需要,是公权力完善及公权力向私权力妥协的必然结论,有法律明确限定范围的刑事和解值得提倡和推广。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塞拜疆共和国引渡条约》的决定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定:批准外交部部长李肇星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于2006年4月3日在堪培拉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澳大利亚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     

论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完善

刑事证据规则是法律规定或确认的关于刑事诉讼证据的一整套规则体系,既有关于刑事证据的基本原则、规则,也包括证据运用的具体性规定.刑事证据规则是刑法实现的最有力的保障;是保障无罪的人免受刑事追究的有利武器;是体现一国法制进步的状况.应加强和完善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立法,为刑事证据制度发挥更大的作用和促进法治创造条件.     

从审查逮捕制度改革看刑事政策的演变

逮捕制度的改革演进是一大社会进步，《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相关的立法、司法解释，对于逮捕的程序、逮捕的条件、逮捕的决定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使目前的逮捕制度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这对于惩治犯罪、保障人权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追求无害甚至多赢的正义

恢复性司法是近几十年来国际上兴起的一场方兴未艾的刑事司法改革运动，它在日本被称作“修复性司法”。“恢复”也好，“修复”也罢，其实都是为了表示一种与传统的刑事司法模式相区别的理念：传统的刑事司法主要还是报应刑，只一味地强调打击和惩罚犯罪人，没有关注被害人和社区的利益，     

刑事审判中的道德减责问题分析

在刑事审判中,对被告人能否进行道德减责的关键不在于犯罪主体本身的行为,而在于被告人的行为主观动机是否具有道德减责要素,也就是是否以＂他人是目的＂为判断标准。只有具备了道德上规定的有利于平衡自身与他人之间利益关系的行为要素,才会在某种程度上得到道德上的宽恕,在刑事审判中对被告人进行道德减责的命题才成立。一般地说,刑事审判中的道德减责,包括生命减责、自由减责以及利益减责等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