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互联网的刑事立法

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不断普及,互联网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当人们享受互联网带来的巨大便利时,网络犯罪作为犯罪的一种新兴形式也悄然走进了我们的生活。但由于其犯罪形式特殊性、犯罪手段高科技性、犯罪对象不特定性等一系列特征,为追查犯罪行为人及怎样定罪量刑带来了难度。本文在关注当前我国互联网刑事立法实践的同时,探讨了加强互联网刑事立法的必要性,并提出了不断完善相关立法的基本对策。     

对刑事司法程序视野下DNA证据的探讨

DNA证据在刑事司法程序中有着独特的自身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DNA证据就是完美无缺的“证据之王”。在当前我国的刑事司法领域中,关于DNA的鉴定和证据适用等方面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因此,我国应在DNA证据采信等环节上建立和完善相应规则,克服对DNA证据的盲目轻信。     

高空抛物行为与刑法规制的完善

近年来,高空抛物致人伤亡的案件频发,引发了社会各界对高空抛物刑法规制的关注。当前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是从主观心态、危险结果和危险性三方面判断高空抛物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虽然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治理高空抛物作出了明确规定,但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刑事司法适用规定不够明确、刑事责任取证难、刑事出罪责任衔接不畅等问题。为此,应通过进一步明确司法适用标准,智能化锁定责任主体,完善行政立法、促进刑行衔接等措施,力求达到刑法规制的最优效果,守护好人民群众“头顶上的安全”。     

经验法则的刑事适用模式:表述、样态与程序指引

刑事司法领域中经验法则的适用对于事实认定发挥着重要作用。刑事诉讼中为保障经验法则的实体功能发挥,需要对其程序价值展开探讨。以法院裁判文书为考察样本,实证分析发现,经验法则的刑事适用模式存在三种异化样态:公诉方少用、审判方慎用和辩护方误用。从理念层面观察,这与证据分布样态下的距离偏差、裁判文书制作中的说理缺失和有效辩护语境里的目标异化不无关系。聚焦经验法则刑事程序价值,从实质对等、论证公开以及程序制裁等价值资源中汲取营养,进而激活经验法则刑事适用模式持续发展因子并努力抵近司法公正。     

《丹麦刑事执行法》的主要内容及其对我国立法的启示

《丹麦刑事执行法》内容全面而系统,操作性强,蕴涵人权保护、行刑社会化等法制理念,自2000年颁布施行以来,对该国刑事执行工作的良性运作发挥了重大作用。虽然我国与丹麦在政治制度、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丹麦刑事执行法》的统一立法体例、先进的执行理念以及对罪犯权利的保障等制度规则的研究与探索,对我国刑事执行立法具有重要意义。     

论检察官的刑事裁量权

传统理论认为,量刑是人民法院行使刑事案件审判权的表现,只有法官才有刑事裁量权.根据现行法律和检察工作的实际需要,检察官也应当充分行使刑事裁量权.检察官刑事裁量权具有特殊表现和特性.     

反恐刑事特别程序立法模式初探

反恐刑事特别程序是指专门适用于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刑事诉讼程序.其立法模式不仅反映一个国家反恐刑事程序立法技术、经验,背景、习惯,体系及价值取向等内容,而且是一国反恐刑事程序立法首先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反恐刑事特别程序立法模式,有助于实现公平正义的法治理念;有助于维持本国法律体系的稳定;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安定和谐.     

适用宽严相济查办职务犯罪初论——以刑事司法程序为视角

查办职务犯罪中适用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查办职务犯罪,既是宽严相济司法政策的现实要求,也是具有历史传承性和普遍性的刑事司法理念和实际做法。按照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我们应该在查办职务犯罪中将其运用于刑事司法程序之中,从而实现对职务犯罪的有效打击,促进社会和谐。     

论职务犯罪刑罚体系的调整——刑事政策视角下之比较研究

我国应以从严从重查办职务犯罪刑事政策为指导,借鉴国外的职务犯罪刑罚立法经验,对职务犯罪刑罚体系进行调整,由自由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转向自由刑与财产刑、资格刑并重的刑罚体系,使职务犯罪的犯罪成本高于犯罪收益,从而更好地预防和减少职务犯罪。     

略论和解方式在刑事审判中的运用

在轻微刑事案件中合理运用和解方式结案能够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双赢。在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需要全面解读。在办案中真正运用这一方式,需要司法机关转变观念、重新设计考核激励机制,立法上也需要进一步明确范围和条件,防止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