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会双本位型刑事政策模式的探讨——刑事政策模式研究之一

根据马克思·韦伯“理想类型”研究的理论，刑事政策可以划分为三种“理想类型”模式，即国家本位型、国家·社会双本位型、社会本位型。国家·社会双本位型刑事政策的思想基础来自于国家的理念，坚持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相统一，保障人权优先的原则。在“社会先于国家”的理念支配下，刑事政策构成的形式要素与实质要素在这种模式中呈现出不同的变项，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刑事政策体系中的民间社会与官方(国家)——一种基于治理理论的场域界分考察

治理理论是当今世界上颇具代表性的新型国家——社会关系架构和公共事务管理模式,也是认识刑事政策体系中民间社会与官方(国家)在犯罪抗制场域界分时的重要分析工具。运用这一工具可以看出,民间社会与官方(国家)在刑事政策体系中存在着专治与共治领域的治理分工。其中,专治领域是国家保有的专属犯罪抗制场域,共治领域则是官方(国家)与民间社会合作抗制犯罪的开放空间。同时,在共治领域中,官方(国家)与民间社会应形成协同支持、国家主导的伙伴关系。     

中英两国反洗钱立法发展比较与启示

英国是国际社会最早做出刑事立法反应打击洗钱犯罪的国家之一。2002年8月4日,英国下院通过了一部新的反洗钱法律《2002年犯罪收益法》(Proceeds of Cri me Act2002)。一年多之后的2003年11月28日,英国下院又通过了一部反洗钱法律文件《2003年反洗钱法规》(The Money LaunderingRegulations2003)。前一个法律文件是反洗钱的刑事法律,着重规定了洗钱犯罪的构成要件及刑事司法程序;后一个法律文件则是反洗钱的综合法律,着重规定了有关机构防范洗钱犯罪的法律义务,并相应地设定了相关金融机构及其他机构防范洗钱犯罪的法律责任,尤其是刑事责…     

论刑事自诉的主体及其证明责任的承担

刑事自诉的主体是自诉的当事人 ,是以自己的名义向人民法院起诉 ,在请求人民法院通过审判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自诉案件中处于原告地位的人。在刑事自诉案件的审理中 ,人民法院不再主动调查收集证据 ,而是要求自诉人在请求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时候 ,承担向人民法院提供确实充分的、能够证明犯罪事实的证据的责任。     

“特殊”刑事案件追诉工作略探

刑事追诉的范围不单是侦查机关移送审查案件中的漏罪、漏犯,还应包括本案中牵涉其他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以及侦查机关已立案并侦查终结的,侦查机关有罪不究、以罚代刑或降格作行政处理的特殊犯罪案件。这类案件的追诉应当由人民检察院的公诉部门行使。对侦查机关不移送起诉的,公诉部门有权代表检察机关向侦查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对触犯刑律的办案人员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我国涉税犯罪刑事立法的思考

我国现行涉税犯罪立法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税款犯罪中的问题、发票犯罪立法中存在的问题、涉税犯罪刑罚规定中的问题、现行涉税犯罪法律规定中没有涉及到的危害行为等。要完善我国税收犯罪立法应有的放矢,编织严密法网,实行宽和刑罚等措施。为我国经济建设保驾护航。     

我对犯罪学的肤浅认识

2007年3月，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中心在北京召开“犯罪学基础理论高峰论坛”。皮艺军教授提交的论文为《犯罪学VS刑法学》，本文系戴宜生先生对皮教授论文的回应。据悉，皮教授论文的题目已经改为《刑事一体化的方法论解析》，拟刊于陈兴良教授主编之《刑事法评论》。     

实施“两高”《意见》与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2007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两高”《意见》），该意见对于目前司法实践中新出现的受贿罪类型作出了界定，解决了许多法律适用问题，其重要性毋庸置疑。然而，对于“两高”《意见》规定中的具体内容如何适用，以及是否有进一步完善的问题值得研究。本期特组织以下几篇文章，就有关“两高”《意见》中的法律适用和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我国少年刑事司法现状及相关制度构建之初探

我国少年法庭于1984年首先成立于上海。20多年的历程中，少年法庭经历反复，从最初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辉煌时期，到发展阶段的举步维艰，目前已逐步建立了以少年法庭为核心的“配套一条龙”的少年司法工作体系。现今，少年法院的“呼之欲出”更是为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契机和动力。值此，我们的当务之急是突破传统意义上的理论观念和程序框架，探索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取向，以完善和健全符合我国国情、具备自身特色的少年司法制度体系。     

行政检查公民的住宅必须使用搜查证

公民的住宅权受到宪法保护,政府是否可以通过行政检查来限制这种宪法权利,这就是本文要讨论的关键问题。行政检查与刑事搜查是不同的。相对于刑事搜查而言,行政检查的形式要件是比较简单的。既然行政检查和刑事搜查可能都会涉及被嫌疑人的住所,既然用检查证和搜查证都可以进入被嫌疑人的住所,那么两者就很容易被模糊界限而出现滥用的情况。如果行政检查不需要搜查证,那么警察是否还会刻意去获得搜查证?因此,降低行政检查的标准,就会出现以行政检查为虚、以刑事搜查为实的严重恶果。尤其当警察兼具行政执法和刑事侦查任务时,这种情况更难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