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调查：涂改的年龄险些让他丧生

刘刚(化名)犯下抢劫杀人罪,本应该判处死刑。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在庭审时,其父母称他的年龄改大了1岁,实际上他犯罪时尚是未成年人,可以免判死刑。随后,法官远赴刘刚的家乡,调查发现他的年龄的确被改大1岁,从而留得一命。那么,刘刚为什么要将年龄改大1岁呢?法官的调查是如何进行的呢?而这起年龄救人给了我们哪些思考呢?     

论设立证人刑事责任豁免制度的必要性

证人的刑事责任豁免是指证人为国家利益作证可以免受刑事追诉或给予刑事上的从轻或减轻、免除处罚待遇的一种刑事司法措施。本文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设立该制度的必要性。     

刑事公诉环节中的未成年人保护

检察公诉环节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应坚持专门办理、全面审查、迅速简约和寓教于诉等原则，通过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犯罪构成进行特殊审查，辅之以社会调查及心理测试与鉴别，实现以下两种合理处置：或者是运用检察裁量权审慎决定对未成年人相对不起诉，促其提前进入更生轨道，或者是审慎决定提起公诉，并通过适合未成年人的出庭公诉方式，达到“教育、改造、挽救”的目的。     

关于降低刑事责任年龄问题的思考

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低龄化的倾向的原因主要在于他们不到刑事责任年龄,刑法对其没有威慑力。要有效遏制未成年人犯罪,需要全社会的关心,需要来自政府、学校、家庭各方面的努力,需要从道德、法律多角度的教育,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治理。     

矫治未成年人罪错、惩治轻罪促进社会治安根本好转

在2004年1月14日北京市政协会议上,中国致公党北京市委员会“关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刻不容缓”专题调研报告中的一组数据引人注目:1979年北京市法院判处的少年犯仅118人,1989年迅速上升至1046人,增长近9倍。1999年,北京市法院判处的少年犯已达1482人,2000年和2001年分别判处了1267人和1379人。未成年人的犯罪人数逐渐增多,并且向低龄化、团伙化、恶性化发展,严重危害了社会的稳定。二十多年来,党和国家将“严打”和综合治理作为根治社会治安恶化的对     

我国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立法化的重大进展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我国修订后的《刑法》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这是实行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这一原则在新刑法中的体现：明文规定于显要位置；彻底废除类推制度；科学规定刑法不溯及既往；严格限制人民法院使用酌情减轻处罚裁量权；进一步明确规定了犯罪概念、犯罪构成要件、刑事责任、刑罚种类、量刑原则和刑期、刑度等。     

刑事责任年龄认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由于立法上缺乏刑事责任年龄认定标准;司法实践中户籍资料、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证人陈述和骨龄鉴定认定依据均存在问题;刑事证据采纳标准和司法成本影响刑事责任年龄的认定,从而导致犯罪嫌疑人尤其是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认定处于不确定状态。对此,立法上应明确规定认定刑事责任年龄的法律依据;司法实践中,严格户籍管理,适当运用骨龄鉴定,严格遵守证据的采信规则,合理规划司法成本。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再认识

我国现行刑事法律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予以回避,而相关司法解释又作出禁止性规定.现行司法解释排除精神损害赔偿,不仅超越了司法解释的权限,有违法理,也破坏了法律的统一性,导致了法律间的矛盾与冲突.同时,对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显失公正,违背了立法原意,与公正、效率理念背道而驰.更可怕的是,会强化刑事责任替代民事责任的错误观念.笔者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应当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并对此进行了若干设想.     

关于片面共犯的理论探讨

片面共犯在中外刑法学界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话题，文章支持片面共犯的观点，认为片面共犯具有存在的哲学依据、刑法理论依据和事实依据，并且对片面共犯存在的范围和应承担的刑事责任进行了论述，指出肯定片面共犯理论对于完善我国的刑法理论、指导司法实践有积极意义。     

睡眠异常伴凶杀1例

睡眠中出现暴力行为比较罕见，比例不到1％。笔者所报道的这个案例，是华西医科大学司法精神鉴定中心近4000案例中极其独特的一例。结合该案例，笔者对目前司法精神病学的疾病诊断，以及在鉴定完成后如何给予治疗、指导、监督、管理等问题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