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诉案件中当事人和解程序的刑事价值

公诉案件中采用当事人和解程序并不影响刑事实体法价值的实现,相反它是传统刑事司法观念的巨大突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刑法理论与诉讼模式所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有利于实现被害人利益与加害人权利、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以及公正与效率之间的平衡统一,对于刑法价值的实现起到了重的促进作用。     

遏制网络钓鱼行为的法律措施

近年来,钓鱼网站在网上频繁现身,严重地影响了电子商务和网上金融服务的发展,并极大地危害了网民的利益,影响了网民对应用互联网的信心。因此,我们要加强对网络钓鱼行为的研究,不断完善遏制网络钓鱼行为的法律措施。     

挂失并取走自己出借银行卡内钱款行为的刑事法律定性——以法律关系的分析为路径

借卡人与名义持卡人之间存在事实行为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名义持卡人与银行之间存在法律行为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借卡人与银行之间不存在影响行为定性评价的法律关系。所以,挂失并取走他人存在借用本人银行卡内钱款的行为在民法层面,只是不履行债务行为的一种,并且这种不履行完全属于当事人意志之外的不履行,因此缺乏对该种行为进行刑法规制的必要性。     

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定性法则探究

盗窃罪与职务侵占罪的辨析一直是办案实务中的争议难点。结合实际案例,笔者就盗窃罪与职务侵占罪如何准确定性,提出了四大定性法则:工作之便抑或职务之便定性法则、是否具有合法权限持有、管理单位财物定性法则、法益定性法则和法益定性法则。     

从犯罪客体看我国的婚姻家庭类犯罪——以浙江虐童案为例

从浙江虐童案可知,家庭关系外的虐待行为同样产生一定的社会危害性,虐童案不能适用寻衅滋事罪,从处断上也不能适用虐待罪。婚姻家庭类犯罪应当脱离婚姻家庭关系这一刑法客体对其的束缚,顺应1997年《刑法》修改的潮流,将婚姻家庭类犯罪扩大至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广义上的同类客体之中。     

定量证实与定性证伪——关于我国犯罪学学者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的思考

作为犯罪学最为倚重的研究方法,实证研究方法的科学使用是实现犯罪学学科功能与价值的基本途径。由于缺乏明确的方法论指导,当前我国犯罪学实证研究方法的使用存在片面追求数据抽样方法以及多种方法混乱使用等问题。因此,推进我国犯罪学实证研究需要从科学的高度化解研究方法混乱的困惑。具体来说,应该立足犯罪学定量研究适合证实、定性研究适合证伪两个哲理维度,实现我国犯罪学研究方法使用的科学整合。     

诈骗罪相关问题探析——由通过改变车辆自重骗取钱财行为如何定性引发的思考

诈骗罪是我国刑法中的一项重要罪名,但是司法实践中关于诈骗罪中某些客观行为的定性始终存在很大的争议,其中由通过改变车辆自重骗取钱财行为的定性就是其中之一。本文将在现实案例的基础上,结合诈骗罪的相关理论,对由通过改变车辆自重骗取钱财行为进行定性分析。     

贩卖毒品行为界定中的若干疑难问题

贩卖毒品罪的客观行为表现为有偿性地非法流转,主观方面则不以牟利目的为必要.以毒品交换财物或财产性利益的,应当构成贩卖毒品罪.由于非财产性利益的价值不能通过金钱衡量,故以毒品交易非财产利益的行为并不符合贩卖毒品行为的本质特征.由于无偿赠与毒品的行为并不满足有偿性的要求,也不构成贩卖毒品罪.居间介绍买卖毒品、为吸毒者代买毒品行为则应视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从犯罪阶段形态看海峡两岸的刑法立场

在预备犯和不能犯问题上,台湾地区的刑法总体上体现的是刑法的客观主义立场,而其在中止犯问题上则体现的是刑法的主观主义立场,此两种不同的刑法立场都突显了刑法的人权保障。在预备犯和不能犯问题上,祖国大陆刑法体现的是刑法的主观主义立场,其在中止犯问题上则体现的是刑法的客观主义立场,而此两种不同的刑法立场都强化着刑法的社会保护。不同的刑法立场可以服务于同一部刑法的相同价值目标,而并非水火不容。     

基于网络空间刑法知识转型与立法回应的研究

21世纪已经成为网络高科技时代,利用网络应运而生的各种产品或物品越来越多,网络有关的法律制定与完善可以有效推动我国网络的健康发展,但因网络的特殊性,其网络刑法的不足之处也逐渐显现.基于此,本文通过对网络刑法知识转型与立法回应的研究,探索了我国网络刑法转型遇到的问题,以期为我国的网络发展提供更多的保障,进而提升网络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