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越南刑法的特点

越南是东盟重要的成员国之一,自古以来,其法律制度一直受到中国法律文化的影响,刑法更是如此。但由于国情的差异,越南现行刑法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性和区域性特点,形式上结构严谨、体例科学,内容上考虑全面、与时俱进。作为邻邦,越南刑事法律制度的某些方面值得我们借鉴,以促进我国的法制建设。     

全球视野中的著作权刑法保护

著作权作为知识产权体系中的一项重要权利,已越来越为国际社会所重视,尤其是步入信息化时代后,保护著作权的重要意义更是得到了显现。我国近年来在著作权立法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突破,一方面加入了一些重要的国际公约,并承诺履行公约要求的义务;另一方面逐步完善了著作权的国内立法体系。但在如何打击侵犯著作权刑事犯罪方面,尚有诸多地方有待改善。     

西方学界公共性理论研究评述及展望

"公共性"既是公共管理的核心价值导向,也是东西方学术界普遍关心的热点话题.文章从公共性的起源、发展、研究内容及测度方法等方面对西方学界公共性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梳理.研究发现:公共性问题是随着公共领域的生成而建构起来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引发了公共性的扩散.西方学者对公共性的研究经历了几次转变,但迄今"公共性"依然没有一个广泛...     

认罪从宽的经验基础——以故意伤害罪为例的实证分析

规范规则与经验标准共同构成了我国认罪情节适用的规则体系.现阶段认罪认罚从宽方案设计严重依赖规范规则,忽视了经验标准,欠缺合理性、逻辑性、有效性,且适用范围有限.对303256份故意伤害罪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发现,司法实务中认罪情节对量刑有显著的从宽作用:其中自首的影响大于坦白,坦白与当庭自愿认罪基本相当;在根据法定刑设置...     

论《刑法修正案(十一)》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

《刑法修正案(十一)》关于刑事责任年龄个别下调的规定,引发了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关注,社会大众普遍认为刑事责任年龄应该下调,学者则大多持反对意见。刑法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是对青少年的自由意志成熟程度的推定,其合理性取决于法律推定的准确性。传统的刚性立法模式难以适应现实需要,维持刑法原有的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或者绝对下调刑事责任年龄,都不是理想的抉择。《刑法修正案(十一)》秉持弹性论立场,对刑事责任年龄进行个别下调,既是博弈的结果,亦为"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刑事政策的现实化。"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应当解释为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的行为,而不是指具体罪名。"情节恶劣"是"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之外的限制性条件。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才能追究刑事责任属于特别的程序性限制,与其他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明显不同。     

行政公物与我国行政公物制度构建

行政公物是行政主体为了实现行政目的与执行公务之便利,所管理或者使用的财产。对行政公物概念及其范围的理解,我国和域外有所不同。构建我国行政公物制度有宪法、法律和其他规范性依据。目前,我国行政公物制度存在定位失误、监督不力、改革滞后等问题。加强预算监督与审计监督,健全行政系统内部监督机制,建立纳税人诉讼等公益诉讼制度等等,是推进行政公物制度改革的重要途径。     

有因型敲诈勒索的刑法定性——以被害人过错为视角

有因型敲诈勒索,是指因经济纠纷或其他原因,行为人恐吓被害人并强索财物的行为。有因型敲诈勒索并不全都成立敲诈勒索罪。现有观点主要以权利行使为依据排除部分情形下敲诈勒索罪的成立。但是,即使行为人通过恐吓手段实现权利,其恐吓行为仍具有强制性且造成被害人财产损失,难以据此排除敲诈勒索罪的成立。应将视角由行为人权利转向被害人过错。在被害人存在过错的场合,尽管行为人的行为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但发动裁判规范的必要性受被害人过错的影响而降低,行为人行为的违法性也随之降低。在没有必要发动裁判规范的场合,行为人的行为不具有可罚的违法性而不成立敲诈勒索罪。排除敲诈勒索罪成立的情形主要包括两类：结果具有相当性的类型和行为具有相当性的类型。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洗钱犯罪刑法规制的新发展

《刑修(十一)》运用三种修改方式对洗钱罪构成条件进行修改,包括重点增设自洗钱行为类型入罪、增设"资产"作为洗钱行为对象类型、优化洗钱罪主观要件立法表述,对若干立法表述进行了修改。要根据是否实施洗钱行为以及与《刑法》第312条、第349条的立法差异,以及共同犯罪与罪数原理,分别按照上游犯罪一罪处理、与其他犯罪数罪并罚、与洗钱罪数罪并罚、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数罪并罚等四种情形处理上游行为人罪数问题。要根据立法是否有特别规定,分别按照共同犯罪与单独一罪处理等两种情形处理协助洗钱行为人的罪数问题。要按照法条竞合原理和立法具体规定,妥当处理刑法第191条与第312条、第349条的适用协调问题。对跨境转移资产宜作适当扩大解释,合理运用推定规则,完善刑诉法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的实体法根据。     

积极刑法观下犯罪附随性后果的路径选择

在我国积极刑法观的刑事立法背景下,犯罪附随性后果带来的负面效应不断扩大。犯罪附随性后果本质上是对犯罪人资格或权利的剥夺与限制,在性质上属于非刑罚处罚措施。其所存在的价值基础在于防卫社会和保护重大公共利益,但随着积极刑法观在我国的确立,严厉的犯罪附随性后果可能违背刑法轻缓化的价值理念,并且影响犯罪人的再社会化,带来犯罪附随性后果预防功能的克减。为使犯罪附随性后果更好发挥作用,必须树立犯罪人复归社会与防卫社会相统一的思想理念,给予犯罪人更多的人文关怀,在规范上提高设置主体的规范层阶,缓和其严厉性,并且逐步消除前科报告义务,同时在制度上建立犯罪人就业歧视的救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