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因素对量刑影响的实证分析以盗窃罪为例的案件社会学研究

刑事审判包括定罪和量刑两个阶段.而量刑正义是刑事正义的最终体现,只有体现于量刑公正、合理的刑事正义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刑事正义.[1]近年来,刑法学界有关量刑的著述大多以刑法原则为指导,[2]刑法条文为圭臬,鲜有紧密联系司法审判实践之作.为解决这一张力,笔者引入布莱克的案件社会学理论,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考察被告人的年龄、...     

轻伤害案件自诉与公诉的协调处理机制

轻伤害案件,是指物理学、化学及生物等各种外界因素作用于人体,造成组织、器官结构的一定程度的损害或部分功能障碍,尚未构成重伤又不属于轻微伤的损害案件。该类案件虽然小,但是数量多,涉及范围大,人际关系复杂,处理不好会造成矛盾激化,     

调解房屋拆迁纠纷三步曲

房屋拆迁引发的纠纷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属于民事范畴；一类应寻求行政程序解决，属于行政范畴。本文主要针对人民调解如何介入属于民事范畴的房屋拆迁纠纷进行阐述。     

依法推动监狱工作稳步发展的实践与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以下简称《监狱法》）自1994年12月29日颁布实施，翻开了我国监狱事业崭新的一页，使监狱工作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的快车道，确定了监狱国家刑罚执行机关的本质属性，监狱事业蓬勃发展。天津市监狱工作在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和司法部的领导下，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各方面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从1996年开始，连续15年实现教育改造安全年，为我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论我国证人权益保护制度的完善——以新《刑事诉讼法》为切入点

我国证人出庭率普遍较低,原因在于对证人的保护力度不够。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对证人权益保护的重视。与旧刑事诉讼法相比,新法的规定有许多进步之处,但在证人经济补偿、近亲属保护等规定上还有可探究之处。证人保护的整个机制构建需要全方面的完善,这对我国的司法实践和理论升华都有实质性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制度规定,结合国情,从保护机构、保护措施等角度完善我国的证人权益保护制度。     

天下眼

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 7月1日，日本执政的自民、公明两党就安倍政府提交的解禁集体自卫权相关决议案达成一致，集体自卫权的行使范围包括与日本有亲密关系的国家遭受了外敌攻击，事态危及日本国民生命和国家存亡，日本可以行使有必要的最小限度的武力。     

学习“七一”讲话实践“三个代表”

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党委要通过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机制，加强对人大、政府、政协、人民团体的领导，人大、政府、政协、人民团体的党组以及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干部，在依法进行职责范围的工作中，必须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委的决定”。这既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人大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腐败当用重典治——对重典惩腐的一点认识

“重典”一词源于《周礼秋官大司寇》：“大司寇之职，掌建帮之三典，以佐主刑帮国，诘四方。一日刑新国用轻典，二日刑平国用中典，三日刑乱国用重典”。重典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立法要严，重法严刑，制定极严厉的刑法和刑罚．“刑罚不足畏，则暴人轻犯禁”；另一方面是执法要严，罚以当罪，给敢以身试法者以严厉惩罚。     

奸淫不满10周岁幼女型强奸罪纯粹法益保护论的不足——以刑法伦理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十一)》大幅提高奸淫不满10周岁幼女型强奸罪法定刑的立法在司法实践层面缺乏支撑，纯粹法益保护理论不能为此次修法中不改变罪状便大幅提高法定刑的立法提供理论支持。为弥补理论不足，刑事立法者在进行立法活动时还应当考虑到刑法伦理。刑法伦理是凝结在法律中的大众法感情，其要求刑事立法者在立法活动中注意到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区分而形成不同的立法态度、罪状描述模式等；要求司法者在进行司法活动特别是裁判活动时注意刑法伦理性与刑罚伦理性，保证罪刑相适应。     

社会治理创新视阈下的社区矫正检视

2013年11月12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健全社区矫正制度,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社区矫正自2003年开始试点到《刑法修正案(八)》写入刑法以来,适应了行刑社会化、刑罚轻缓化的国际立法潮流,优化了司法实践中的刑罚执行结构,促使刑罚资源有效利用。作为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的社区矫正,刑事惩罚的刑罚目的、社区的含义,我国的社区建设情况以及如何进行合理地危险治理值得我们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