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公安院校学管工作中的柔性管理

柔性管理是相对于刚性管理而提出来的。在公安院校警务化管理中,多重视刚性管理而轻柔性管理。其实,柔性管理思想也有其独特的效用。在公安院校学生管理中应亦刚亦柔,刚柔并济。     

以“四联四岗”促进创先争优

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以来，弥勒县朋普镇党委结合“培育一批产业；完善一批基础设施；打造一个活力集镇；构建一个维稳防控体系；培养一批致富带头人”的“五个一”发展思路和创先争优工作要点，取得初步成效。     

如何规范与监督一把手的用人权

"买官卖官"是当今社会一种最严重、最可怕的"政治癌症",而一把手因为其特殊的权力和地位,往往又是其中的高危人群.造成一把手用人腐败现象滋生与蔓延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根本原因是现行权力运行机制不规范,权责严重失衡,监督制度刚性约束力不强.     

福利国家运行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福利国家的主要目标是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平抑经济周期性波动,维持经济稳定增长。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运行,福利国家的这些目标实现得都不太理想。本文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角度,分析了福利国家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形态,在其制度设计过程中所存在的风险、制度运行所可能产生以及已经产生的后果;通过对福利国家实践经验的分析,为我国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某些理论参考     

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村老年组织参与基层维稳的逻辑与价值——基于浙北“六老办”的个案研究

乡村振兴进程中加大农村老年组织参与基层维稳工作,可以大幅度降低基层政府的维稳成本,提升基层维稳的治理效率,促进农村发展的实质绩效。本研究以农村老年组织参与基层维稳为分析视角,通过对浙北“六老办”的个案考察,论述了农村老年组织在基层维稳中的治理逻辑与价值。研究发现,浙北荻港村建立的新型村级“六老办”维稳助推法,通过充分发挥村里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职工、老农民、老队长的作用,承担着政策法规宣传员、民主管理监督员、环境卫生督查员、矛盾纠纷调解员、关心下一代辅导员、不稳定因素排查员的职责,有效地化解了荻港古村保护过程中的矛盾、冲突及纠纷等问题,维护了村庄的稳定发展。基于此,现阶段应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倡导农村老年组织参与基层维稳,保障农村老年组织在参与基层维稳过程中的法律地位及基本权利,是农村基层维稳机制发展的有益探索。     

论《刑法修正案(十一)》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

《刑法修正案(十一)》关于刑事责任年龄个别下调的规定,引发了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关注,社会大众普遍认为刑事责任年龄应该下调,学者则大多持反对意见。刑法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是对青少年的自由意志成熟程度的推定,其合理性取决于法律推定的准确性。传统的刚性立法模式难以适应现实需要,维持刑法原有的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或者绝对下调刑事责任年龄,都不是理想的抉择。《刑法修正案(十一)》秉持弹性论立场,对刑事责任年龄进行个别下调,既是博弈的结果,亦为"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刑事政策的现实化。"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应当解释为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的行为,而不是指具体罪名。"情节恶劣"是"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之外的限制性条件。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才能追究刑事责任属于特别的程序性限制,与其他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明显不同。     

论债券违约的分类法律处置

我国债券违约的处置经历了从传统方式到市场化方式的嬗变。市场化方式在投资者分类管理基础上推行“卖者尽责、买者风险自负”的处置思路,虽然克服了传统方式中债券发行人、持有人、监管者的功能错位,但也有过度“去政府化”、不区分违约事件风险程度“一刀切”式处置的隐忧。有必要根据债券违约引发的风险大小将债券违约分为单一债券违约与引发市场危机的债券违约,相应的债券违约的处置可依单一债券违约私法处置和债券危机公法处置的二元制度展开。     

声音

<正>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发表讲话,强调要重视家庭建设,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政府削权放权的同时还要以刚性制度来管权限权,念好权力"紧箍咒"。要用法治"金箍棒"给政府权力划定边界,建立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制度,这是打造法治政府、廉洁政府的"金钥匙"。     

公开财政预决算

<正>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财政预算的数额日益庞大,项目更加多样,客观上增加了个别政府官员利用预算管理漏洞进行铺张浪费甚至贪污腐败的可能性,预算公开可对行政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增强预算的透明度和刚性约束。在人代会上,财政部门应向人大代表提供预算报告及《预算编制说明》,对预算项目设置、统计口径和一些专业术语作出解释,对上年度预算收支执行情况变动较大的项目     

县级政府维稳的政策规避行为分析:基于委托——代理的视角

目前中国维稳实践中存在着较多的政策规避行为,上级政府与县级政府之间的维稳行政发包是一种政府间的委托代理行为。信息不对称和目标效用函数不一致是县级政府维稳政策规避行为产生的重要条件,县级政府具有一定的自利性和较强的自主性,为其政策规避行为提供了可能和空间,维稳考核中的弱激励和强约束的效应直接催生了政策规避行为的产生。为了防止维稳政策规避行为的发生,应建立一套激励兼容约束的机制,谨慎使用维稳考核"一票否决",重视对维稳基础性工作的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