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中的女性意识及其传承价值

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中蕴含着突出的女性意识,关于女性在创世、感生、文化创造等各方面业绩的神圣叙事,充分体现了云南少数民族尊重女性的原初观念。这种文化传统中原初的女性意识,与西方社会中历经男权压制后才产生的女性主义觉醒有所不同,是人类知识积累中更为可贵的经验。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中的女性意识,在当代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的传承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于当下社会和谐两性文化的构建,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文学人类学在中国

文学人类学是新时期以来人文学界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兴交叉学科。20世纪80年代,随着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勃兴和大批人类学著作的汉译,以神话原型批评为先导的文学人类学研究热潮悄然兴起,拓展了我国文学研究和人文研究的格局,推进了科际整合与知识创新,留下丰富多样的研究成果和探索经验。1996年成立全国性的学会组织——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     

薇薇安·韦斯特伍德:世界从此不安分

如果说娱乐圈的不老神话是潘迎紫、费翔等人,那时装圈的不老神话就是薇薇安·韦斯特伍德。如今已经72岁的薇薇安·韦斯特伍德贵为全球顶级设计师之一,拥趸无数。不过,你不要以为用如此温婉名字的老太太一定柔情细腻。她的重口味,她的荒诞不羁、她的怪招频出绝对让人hold不住。     

“《大宪章》连续性神话”的知识考古

本文对《大宪章》连续性问题进行了知识考古,展现了“《大宪章》连续性神话”的偶然性、物质性和不连续性。中世纪流传的是1225年《大宪章》而非1215年《大宪章》,而1225年《大宪章》并没有税收和议会章节,这一断裂延续了三百多年。16世纪出版的“伪”1215年《大宪章》被认为是权威文本,并经柯克的解释与1225年《大宪章》相联系。英国人由此认同1215年《大宪章》确立了税收法定和议会主权的原则,并认为相关原则通过1225年《大宪章》从中世纪延续到16、17世纪。“《大宪章》连续性神话”因而成为“税收法定”和“议会主权”的核心证明。19世纪,1215年《大宪章》正本被发现,“伪”1215年《大宪章》被抛弃,但“《大宪章》连续性神话”并未被正视。威廉·斯塔布斯修正了“《大宪章》连续性神话”,使之与“《大宪章》起源神话”一起成为辉格史学的核心,《大宪章》也继续成为英国宪法史的核心。对“《大宪章》连续性神话”的知识考古,是厘清《大宪章》真实与神话的关键内容,也是重构宪法史、法律史和政治史的基础。     

论神话的交流模式

神话话语的神话性,典型地反映了与经验思维完全不同的神话思维模式.对神话话语的传播过程的探讨,是研究人类文明传承机制的重要一环.神话话语的交流或传播,只有放在人类一般交流方式的总体框架内加以考察,才有可能揭示其中的本质规律.     

中西方人类母亲的文化人类学意义

神话是远古先民的原始意象。中西方神话中人类母亲的文化人类学意义在社会——历史层面折射氏族社会人与人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表现远古人类社会的经济风貌;反映男权话语下的妇女地位;隐含着微妙的心理学、哲学、伦理学和审美判断。     

启蒙、理性与神话——浅谈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对启蒙的批判

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批理论家,凭借他们敏锐的洞察力认识到,启蒙在帮助人们摆脱了神话的控制,并且声称要为人们带来完全的自由和彻底的解放的同时,又将人类带入了另外一个温柔的陷阱——一个更加美丽的神话当中。因此,如何揭穿这个虚伪的神话就成为了他们首当其冲的任务。     

区分古蜀文明中的历史和神话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人们对古蜀历史、文化的认识是模糊不清的。有关古蜀文化、历史的研究工作,也大多依赖于文献中的只言片语,因而显得很不客观、全面、深入。但这种尴尬的局面,通过四川地区考古学家们的不懈努力,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观。翻阅古蜀历史文献,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蜀王们一个个忽而从石窟中诞生,忽而如天女散花般从天而降,忽而又都仙去,有的还变作悲戚的杜鹃,有的活了数百年,还有一位蜀王的妻子甚至从井中冒出来……古蜀国早期的"历史"热闹喧腾,却蒙着一层不真实的面纱。     

高句丽朱蒙神话溯源

古华夏地区的神话分为东夷、西戎两大系统，见于记载的神话多以东夷神话为骨干。高句丽因受先商和早商文化的影响，他们的神话应是与东夷神话同源的。高句丽以朱蒙为始祖，高句丽朱蒙神话来源于东夷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