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资格判断框架的延续与优化——“黄陆军案”新解

主流学界将“黄陆军案”看作司法适用“保护规范理论”的先兆,这一认识的局限性在于它未关注到该案与此前司法判断思路的关系。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司法上客观形成了以合法权益和因果关系为构成要件、以“行政侵害”为核心的判断框架。考察行政审判案例评析意见中的论证并对照此前的判断框架,发现该案延续了原来的判断框架。该案表明我国原有的“行政侵害”判断框架通过发展也可具备与“保护规范理论”相似的判断内容,考虑到更换解释论的弊端,可通过延续原判断框架并优化其内容的方式回应解释需求,而将解释论更换为“保护规范理论”并非必需。     

法律推理视角中的法官自由裁量

法官自由裁量客观存在于法律推理过程中;审判三段论的大前提和小前提分别蕴涵着法官对适用法律和案件事实的自由裁量;在实质法律推理中法官通过价值判断进行自由裁量.     

法律中逻辑推理的作用

法官或者律师的工作不能仅依赖于娴熟地运用逻辑,更重要、同时更困难的是对推理所使用的前提的选择和判断,特别是对那些涉及价值问题判断的前提的选择和使用。辨证推理不应作为法律推理的一部分,过度扩大法律推理的内涵对探讨法律推理在法律过程中的作用没有好处。     

防卫挑拨的违法性根据与判断标准——以功利主义与罗尔斯的对立为视角

防卫挑拨问题的核心是怎样的挑拨行为能阻却正当防卫,即防卫挑拨的判断标准问题.传统理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围绕防卫挑拨的违法性根据展开,但除了具体论证问题外,在论证方法上就防卫挑拨的违法性根据与判断标准未能形成有效的推导关系.对防卫挑拨的理解应回到正当防卫的正当化依据,结合"自利理性人普遍同意"理论,并关注到当代功利主义者对...     

著作权民刑保护之间的法域冲突及其化解

著作权民刑保护的对象是著作权的法定专有权及其法益。《著作权法》与《刑法》对专有出版权的保护以及对“冒名”的规制是在法定专有权之外提供保护;《刑法》在“复制发行”“作品类型”“规避技术措施”等三个方面脱离《著作权法》规定侵犯著作权罪;对《刑法》上“复制发行”的解释背离《著作权法》对相关概念的界定。应通过《刑法》对侵犯著作权罪采空白罪状的立法模式以及删除《著作权法》有关保护专有出版权与“冒名”的规定两个方面化解著作权民刑保护之间的法域冲突。     

董事勤勉义务判断标准比较研究

董事勤免义务判断标准的界定,关涉公司股东与董事之间利益冲突的平衡,如何激发董事的最大热情为公司利益服务,又避免其懒惰、疏忽而损害股东权益,法定一般客观标准与公司章程的补充细化相结合,同时加以商业判断规则之辅助,则为最佳的选择方案。     

法律推理中的法律理由和正当理由

法律推理具有逻辑方法和审判制度的双重属性,它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前者向后者的演进过程。法律推理是一个综合运用法律理由和正当理由的法庭决策过程。法律解释作为该过程的一个环节,是以正当理由阐释法律理由而获得法律推理大前提的手段。     

行政法哲学中的公共利益本位论

在公共利益本位论的立论过程中,行政主体被不恰当地直接等同于公共利益主体,而且存在着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混淆问题,这些弱点使得该理论没有给个人利益与权利留下应有的空间.在倡导者为之提供的理论根据中,唯有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一致关系是一个合理的、但却需要进一步明确的论点.基于对这种利益一致关系及其有限性的具体分析,行政法中公共利益本位论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可以得到真正的说明.     

国际海缆建设的规制与安全问题——以首条跨太平洋海缆建设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国际海缆是国家间信息与技术流通的支柱性基础设施,全球数字互联需求的上升催生了国际海缆的新建热潮,中国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海缆产业机遇期。与此同时,新建海缆项目因其信息通信设施的特殊敏感性,频频与登陆地的国家安全判断错综交织,已经导致且或将引发更多的国家间摩擦。近年来,中国企业为此频频陷于被动。关于国际海缆的基本技术、法律知识和发展史表明,在铺设国际海缆过程中,因安全原因,国际海缆的的所有权、施工方被过度关注,但国家登陆权审批规制和海缆路线布局的多样化更需要重视。国际海缆建设不仅是企业技术领域内的问题,更是一个战略问题,中国政府需要全面有力地介入,才能实现国际海缆的优质布局,强健通信及所有相关产业的发展根基。     

“对赌协议”的裁判路径及政策选择——基于PE/VC与公司对赌场景的分析

PE/VC与目标公司对赌的司法裁判要点从合同效力转入合同可履行性后,需要面对两个层次的追问:一是以什么样的实体标准来判断履行障碍,二是由谁来判断是否存在履行障碍。华工案和“九民纪要”仅处理了第一个层次的问题,且主要以资本维持原则作为实体判断标准。然而,我国现行公司法资本维持原则过于粗疏,且缺乏“大分配”概念和底线规制的思路,导致“对赌协议”下的回购只能通过减资的途径,徒增成本。域外以清偿能力标准替代资本维持原则,体现了另一种以债权人利益为导向限制公司资产单向流出至股东的规制思路,但其商业逻辑上的合理性却无法掩盖更大的操作成本。就第二层次的判断主体而言,以美国特拉华州为代表,法官的商业判断逐渐让位于公司董事会的商业判断,却进一步凸显了公司、不同类别股东、债权人之间利益冲突的复杂状态。立法层面的价值判断与政策选择将最终决定司法裁判的走向,未来我国公司法的修订需要回应商业实践的诉求,同时PE/VC投资者也需要直面投资失败的风险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