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国的信仰与秩序

当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一旦成为国家权力继续存在的主要方式之后,就不可能再度回归到由意识形态信仰建构起来的社会秩序之中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正面临一个巨大的再转型、再变迁。国家权力、经济发展、社会运作等模式,均需一个更深入的改革与开放。在此背景下,不同社会力量都在寻找各种思想资源,以论证自身的改革话语——有向中国传统寻找思想资源的,一些人诉诸"新民主主义",另一些人诉诸传统的"儒家宪政主义";向西方寻求思想资源的群体更多,包括民主派、经济自由主义者、新左派、民族主义等等,不一而足。所有这些充     

第13届国会选举前夕的马来西亚:选举型威权的终结?

无论第13届国会选举结果如何,马来西亚50多年来的选举型威权体制正在走向松动:巫统已经不像以往那样能完全操控选举结果,一党独大的局面已有所改观,两大政治阵营的竞争体制(即"两线制")正在成为马来西亚政治生态的基本格局。为赢得国会选举、挽救巫统主导的国民阵线的执政地位,纳吉布首相实施了一系列亲民政策,但这些政策能否消解长期以来人民对巫统威权体制的积怨尚不得而知。在反对派人民联盟一方,他们其实也没有显示出成熟的替代执政能力,他们最大的政治资本是人民对巫统威权的厌倦。     

依法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康发展——访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王云龙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于2007年7月1日正式实施，至今已走过了整整五个年头。五年的实践，证明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是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进程中一项非常重要的法律。它的实施，对我国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现代农业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研究综述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是一种制度分析"典范",在美国政治学界中占主导地位,但在我国政治学界的研究和运用才刚刚起步。通过比较系统考察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产生的背景及特征、国外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的主要观点、理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国内学者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研究、理论的发展现状,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具有重大意义。     

互联网情境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

【裁判要旨】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的行为是不正当竞争行为,其前提是竞争行为。随着社会的信息化和全球化发展,互联网经济被称为“眼球经济”,信息网络的开放性决定了竞争的维度从同业竞争转为跨界竞争。互联网情境下解决企业名称权与商标权的冲突、企业名称权之间的冲突,应根据所涉权利的具体使用方式、使用行为来认定。     

局限与应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研究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理性选择的视角理解政治生活与政治制度,其制度变迁研究受到理论资源的深刻影响。理性选择理论是该流派的理论内核,塑造了制度变迁的典型解释,后者具有功能主义、非历史性、集体利益导向、忽略观念性因素、低估权力不对称等缺陷。理性选择理论的修正、新制度经济学等分析工具的引入则催生了制度变迁的多样化解释,在不同程度上克服了典型解释的缺陷,并提升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对非正式制度、制度演化、内生变迁的研究潜力。未来的研究必须处理好制度功能与制度生命力、理论内核与理论边界的关系。     

审判中心与证据法：一点浅思

关于“审判中心与证据法的发展”这个题目，我的看法是：审判中心及其所可能引发的程序结构变迁为证据法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空间或者说新的推动力，但这其中也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
　　首先，就审判中心主义即证据法发展的空间或推动力而言，我觉得我们还处于想象之中。现在我们对审判中心主义的基本意涵和实现路径还有争议，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学界和实务部门对此尚未达成共识。一个明显的表征就是：围绕审判中心主义所进行的地方性试点改革也呈现出较大差异，尤其是涉及到一些具体的、技术性的程序规则和证据规范就更是如此。甚至包括最早推进庭审实质化试点改革的成都中院，大家都还在继续探讨而根本没有对此作普遍推广。前段时间笔者参加了一个司法改革研讨会，有领导明确表示：“怎么搞审判中心主义，推进以审判为中心，实际上各家都还有不同意见。至于怎么做，也是不成熟的。”既然在如何理解和推行审判中心主义这个逻辑前提上都有不同意见，很明显我们探讨证据法应如何发展的时机还不太成熟。所以，我认为这个题目至今仍处于发挥主观想象力这样一个阶段。就此而言，学术界和实务界仍然需要围绕何为审判中心主义，如何实现审判中心这一命题上进行深入的对话与探讨，以期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从而厘清我国证据法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逻辑起点。     

作为检察监督对象的“行政强制措施”——对党的重大问题决定文件中“行政强制措施”的剖析

党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文件中提出对"行政强制措施实行司法监督"。这里作为检察监督对象的"行政强制措施",不能仅限于行政强制法的范围,而应该更为宽泛,不仅包括适用于行政强制法的,还应该包括一些特殊情形以及与行政强制措施较为相似的行政强制执行行为等。对于不同类型的行政强制措施要采取具有针对性的各异的检察监督方式,以完善的制度把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的损害降低到最小程度。     

英国剖腹产案件中的患者自主权研究

英国20世纪90年代一系列法院授权的剖腹产案件表显出了妇产领域根深蒂固的医学与司法上的家父主义倾向——对产妇欠缺意识能力的一般推定,对产妇非理性决定的蔑视以及对产妇及/或胎儿生命利益无以复加的推重——从而与患者自主权原则发生冲突。英国法院通过对意识能力概念过于严格的解释,来绕过胎儿非为法律上之人的法律壁垒,甚至公然对实证法的立场发起挑战。上诉法院虽然在两项判决中扼制住了这一情绪化的异动,它的意识能力理论却仍然为家父主义的回潮埋下了伏笔。故而,单有法律原则,还不足以为产妇自主权提供充分保护。只要诸如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地让产妇娩出一个健康的孩子、分娩中的产妇欠缺作出有效决定的意识能力这样一些流布甚广的观念不得澄清,产妇导向的法律政策与婴儿导向的产科训练之间的冲突不得协调,强化了产科医生话语权的医疗资源匮乏状态不得根本缓解,那么,曲解、回避法律原则强行手术的作法就断不会少。     

从“法律中心”到“社会管理”——食品安全保障问题新论

尽管法律之于食品安全保障的作用十分关键,但食品安全保障绝非一个依靠法律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时下媒体对于食品安全事件的密集报道产生了经由"议题限定"的"铭印效果",在民间话语层面重新激发了简单的重刑主义思维。对法律作用之过分倚重所衍生的"法律万能主义"思维和媒体报道下所衍生的"重刑主义"思维的相互勾连,并无助于食品安全问题的有效解决。因此,从决策高层的角度而言,需要跳出食品安全保障的"法律中心主义"思维,转而强化食品安全保障的社会多主体参与的"社会管理"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