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宪法实施中的商谈机制:去蔽与建构

中国宪法实施机制的构建过程中有深深的机关崇拜,强调由国家机关独立垄断对宪法解释的操作。然而,此种独断的解释模式会引发"作为立法者的人民"潜在反对"作为制宪者的人民"之法理困境,无法有效地获得理论与逻辑的自洽。本文以为,要走出此种困境,需要引入宪法商谈的视角与理论资源。要深刻注意到在"民主集中制"的根本革命与建国逻辑之预设下,"人民"在中国宪法中分饰两角并引起紧张,"集中"比较突出的现实图景,并意识到只有通过国家机关之间合理商谈以配置解释权资源,同时努力实现公共领域中对宪法规范含义的公民自由商谈才可以走出此种法理困境。     

宪法是组织共同体的规则

宪法是组织共同体的规则,这一命题是对宪法形而上的思考。宪法是国家根本法的观念具有时代局限性、文化局限性和逻辑局限性。共同体是解读宪法的核心范畴,共同体属性是关于宪法真实意蕴的核心叙事。宪法的正当性、最高性和根本性源自其组织共同体的事实本身,也是从共同体关系的互助性、共同体功能的自足性、共同体生活的整体性、共同体价值的终极性所自然演绎出的逻辑结论。     

施密特的制宪权学说及其启示

施密特的制宪权学说是把握决断主义宪法理论的一把钥匙。对德国民族国家前途与命运的忧虑是该制宪权学说的核心关切。施密特认为,制宪权是一种政治意志,是制宪主体对自身政治存在的类型和形式做出的总决断;制宪权不是一次性权力,制宪权区别于修宪权及一般的国家权力。施密特的制宪权学说对于发展和完善中的我国宪法与政权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和价值。     

宪法的原始含义：美国制宪中的政治与理念

该书《编后记》中介绍说：“在本书中，杰克·N·雷克夫以探讨革命时期美国国家政体建立的过程为目的，从分析制宪者的最初目的和宪法文本的原始含义入手，分析了制宪的动机以及联邦政府取代邦联政府过程中的有关制度设计问题。全书共分11章，作者以专题研究的形式，较详细地展现了1787年费城会议美国13个州的代表讨论联邦宪法制宪事宜的过程。     

关于公民投票制度的一般性反思——兼论台湾公民投票对于两岸关系的影响

由于台湾地区没有进行国际法意义上的公民或居民自决性投票的权利，所以本文所称的公民投票(referendum)，仅指宪法学意义上的公投投票，宪法学意义上的公民投票，按照所表决的对象，通常分为咨询性、制宪性、立法性公投；按照所表决的文本的产生时间，分为事前性公投(或者咨议性公投)，事后性公投(如废除某一法案)；而按照公投是否为必经程序，可以分为所谓强制性和任意性公投等等。     

试论制宪权理论的起源及历史发展

制宪权理论的产生源于根本法思想、人民主权思想和立宪主义思想 ;制宪权理论自西耶斯提出后经过了肯定、国家法人主义和法实证主义的否定、施米特的新发展和日本当代争议不休等几个时期。制宪权应当高于其他国家权利 ,但也必须受到一定的条件的限制     

合宪性审查制度的“两步走”思路

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 ,法律并不具有天然的违宪免疫力。但是 ,如果对制宪与立法的主体未做适当的区隔 ,那么对法律进行的合宪性审查就会面临主体缺位的尴尬。     

论中国宪法制定权的正当性

本文主要讨论中国制宪权,亦即54年宪法制定权的正当性问题。首先从学理进行探讨,制宪权的行使必须符合其性质,才能具备正当性基础。接着,结合54年宪法制定背景,证明该制宪权以人民政权为前提,获得普遍社会认同,具有正当性。     

试论宪法解释的界限

对宪法解释施以一定的界限是为了防止解释中可能出现的主观恣意 ,以维护宪法的规范性价值 ,在宪法的产生与实现过程中 ,制宪权、修宪权与解释权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 ,制宪权与修宪权的作用范围就构成了宪法解释的界限。宪法解释必须在宪政的基本精神和宪法文字的可能含义的范围内进行 ,以调和社会现实与宪法规范之间“正常的冲突” ,但制宪权与修宪权也不可侵入解释权的作用范围 ,而应当保障解释机制功能的充分发挥 ,避免频繁修宪。同时 ,社会现实的合理要求也是宪法解释的界限所在 ,这体现着宪法的现实性价值的要求。     

制宪权与罗尔斯理论中的政治和决断

一种常见批评认为,自由主义是一种"去政治的政治理论",因为它将道德置于政治之上,从而自由主义消解了政治生活的本质。通过分析制宪权理论在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中的重要地位,不难发现政治自由主义并未忽略政治生活中的政治和决断因素,而是一种更为平衡的理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