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十年:关注“非典后遗症”

<正>日前,一度被称为"成功治愈的‘非典’病患"的方渤悄然开通微博,并联合其他152名"非典后遗症"患者联名求助,希望成立"非典后遗症"患者救助基金,方便救治。自此,"非典后遗症"这一名词逐渐步入了公众的视野,得到了广泛关注。"非典后遗症"由极为危险的"RNA"病毒所导致,目前人类并没有根治"RNA"病毒的方法。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非典"只有5%的死亡率就掉以轻心,忽视这种病毒带来的可怕后遗症。     

唱好派驻监督"一二三四"歌

派驻监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督机制,是党内监督的制度性安排,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内容,对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实现新时代派驻监督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唱好"一二三四"歌。     

司法鉴定救助的实践性反思与制度改进

司法鉴定救助实践随着2005年我国司法鉴定体制改革而渐成规模,其产生原因,一是部分当事人过于贫困,完全无法承担合理限度之内的鉴定费用;二是如同“四川天价鉴定费案”所反映出的社会鉴定机构的市场化与盈利化的功能定位,造成一些当事人无法给付鉴定费用.虽然众多省市司法行政机关与社会鉴定机构针对社会弱势群体采取救助行动,但司法鉴定救助的实践运作尚有较大改进空间.事实上,司法鉴定救助需要国家层面的统一规定与地方因地制宜,建构政府主导型与社会鉴定机构积极配合的操作模式;此外,国家还需要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合理规范司法鉴定收费标准,同时平衡司法鉴定的救助需求与社会鉴定机构、地方政府的救助能力.     

我国基本民生保障的历史性成就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着力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坚持把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放在优先位置,人民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优抚对象的生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我国基本民生保障取得了许     

腐败规范化的历史困局——传统中国卖官现象新论

传统社会的卖官包括制度性卖官和非制度性卖官,制度性卖官是国家根据一定标准公开向吏民出售官级、爵位、荣典、任官资格的行为,非制度性卖官是国家之外的私人或团体在法律规定之外,私下向个人出售官职,以谋取私利的行为,制度性卖官公开进行,钱入国库,非制度性卖官私下进行,钱入私门。传统王朝的国家汲取能力存在欠缺,财政收入不能随经济的增长而稳定增加,而开支却无限制膨胀,导致财政危机一再发生,政府不得不动用卖官这一政策工具来筹措经费,制度性卖官的制度化水准不断提高,同时非制度性卖官如影随形,渗入制度性卖官的体系中,冲击制度性卖官的实施,并最终淹没了制度性卖官。制度性卖官的失范及非制度性卖官的泛滥,意味着传统王朝政府将卖官规范化努力的失败。腐败本质上是反制度、反秩序、反规范和不可控的,传统王朝将卖官规范化的尝试和努力,必定陷入非制度性卖官淹没制度性卖官、反规范化趋势压倒规范化努力的历史困局。     

健全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健全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为残疾人生活和发展提供稳定的制度性保障"。国务院批转的《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二五"发展纲要》,以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为主线,对"十二五"时期残疾人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人口发展和老龄事业、妇女儿童事业等国家级专项规划也都对残疾人两个体系建设相关内容提出了明确要求。     

贿赂门,葛兰素史克在华的黑金游戏

一家英国药企公司在中国上演的这场黑金游戏中,每个人既是行贿者也是受惠者。这是一个制度性的困局,不能简单地以道德的眼光评判是非。2013年7月中旬,因贿赂门事件,全球知名英国药企葛兰素史克公司更多地被国人所知晓。包括4名高管在内的超过20名药企和4家旅行社的工作人员被警方立案侦查。据悉,作为在华规模最大的跨国制药企业之一的葛兰素史克公司曾在美国、意大利、新西兰等国涉嫌违规行为被处以高额罚款。     

论公务人员腐败的成因及遏制对策

目前制度性腐败的主要形式有各类公务人员职务消费过度、公职世袭及垄断国企高管工薪失控等。制度性腐败的主要成因是部分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高管的思想道德滑坡和缺乏制度约束。为有效遏制制度性腐败,必须创新党内监督体制,推进国有企业制度改革,健全法律规章,建立以网络监督为基础的全民监督体制。     

论立法在基本权利形成中的作用与限制——兼谈“公有制”的立法形成

基本权利形成是指由立法来确定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这与一般的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由自然形成不同.基本权利形成与基本权利限制不同,基本权利限制是立法来干预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此时,保护范围已经先于立法而产生.区分两者的关键在于,该立法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基本权利本身还是为了保护基本权利之外的其他法益.基本权利形成的原因在于,有些基本权利无法自然存在,其行使或者有效行使高度依赖国家和法律,比如自由权中的财产权、社会权、参政权和程序权,等等.但问题在于,立法者在形成基本权利的过程中也要受到基本权利的限制,因此,基本权利形成本身也存在界限,这些界限包括形式上的界限和实质上的界限,前者比如法律保留,后者比如比例原则、基本权利的核心与基本权利的内在限制.如果立法违反这些界限来形成基本权利将导致立法违宪的后果.我国宪法中的公有制并非一种基本权利,而是一种制度.该制度也需要立法的形成,但立法在形成的时候不得违反该制度的核心,即公有制必须针对生产资料,而不能针对生活资料.     

苍蝇是如何变成老虎的

正许多貌似"老虎"的贪官,其实开始都是小小的"苍蝇"。没有哪个贪官天生就是"老虎"。聚沙方能成塔,贪腐分子也经历了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现实中,大贪"老虎"的职务高、权力大、数额巨,容易引起民众的普遍关注,对小贪"苍蝇"则见怪不怪,这无疑为"苍蝇"的滋生提供了畸形的社会土壤。社会公众对"苍蝇"的见怪不怪式病态容忍,打开了"苍蝇"变"老虎"的进化之门。"苍蝇"变"老虎"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情况是,部分腐败官员在刚开始的时候很能干,在基层的时候也很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