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医疗保障制度的演进与启示:基于“选购难题”的视角

医疗保障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各国政府要在有效地保障国民健康和将医疗费用支出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找到平衡点。美国为解决卫生经济中"选购难题"历经了百年的探索和制度演进,在政府与市场的反复博弈中形成了以商业保险为主、社会保险为辅的医疗保障制度,并创建了管理式医疗的医疗保健模式。借鉴美国医疗保障制度演进的经验和教训,结合我国国情,在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要推动基本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的衔接和配合;鼓励有实力的商业健康保险公司积极探索布局"大健康"产业链,推动新技术融入医疗保障领域;不断提高医疗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元化和个性化的医疗需求。     

被害人参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困境与出路——以H省Z市两级法院司法适用现状为样本

当前,在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地位明显得到提升,但对被害人参与该制度权益的关注和保障却明显遭到忽视。无论在立法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尚存在被害人普遍参与不足、参与方式规定不明、诉讼权利无法保障等问题。这极易导致司法机关权力滥用,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设置初衷和适用效果。基于此,在正视被害人参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困境的同时,需要让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重新回归,赋予被害人明确、具体的诉讼权利,区分案件类型分别规定被害人的参与方式及路径,规定被害人权利受侵害后的救济途径,并对被害人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进行有效限制。     

"新型政党制度"重要论述的三重价值维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我国治国理政和治国安邦的重要制度支撑。"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蕴含着理论深度、战略高度和思维广度,涵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治国理政之制度基石、创新制度建设路径三种价值维度。     

毛泽东关于新中国构想的历史演变(1947年10月-1949年10月)

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革命形势变化,不断总结革命斗争和政权建设经验,逐步形成和不断完善着关于新中国的构想。1947年6月之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和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毛泽东关于新中国的认识和构想更加清晰和完善。自1947年10月10日提出"民主联合政府"口号至1948年4月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雏形,毛泽东关于新中国的构想逐步形成,并根据形势作出相应调整;自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建立新中国的"五一口号"至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关于新中国的构想逐步成熟,对国家基本制度作出进一步设计;自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结束至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毛泽东关于新中国的构想逐步定型并基本实现。毛泽东关于新中国的构想和设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经验总结,为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奠定了重要基础。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体系性反思与建构

虽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得以正式确立的,但《刑事诉讼法》中涉及此制度的具体规定又都是操作层面的。据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合理性并不能得以阐释。而依据我国《刑法》,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合理性则可以从形式逻辑、实质逻辑以及价值理念三个维度予以充分证成。由此可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质上系《刑法》中的一种刑罚裁量制度,认罪认罚本质上是法定的从宽量刑情节。在定罪层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需自愿承认不法事实系其所为,即构成"认罪",而无需准确评价自身行为的法律性质并准确识别具体罪名;在量刑层面,"认罚"考察的重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悔罪态度和悔罪表现。应当通过刑法立法的方式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自首制度、坦白制度部分重叠地整合在一起,以避免"概念混同""重复评价"的错误倾向。     

新中国70年视野下的农村土地制度新一轮改革与创新

土地制度作为国家对生产关系的一项极重要的安排,是各个制度的重要基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和任务,这项改革和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密切相关。其中的主要的问题有"三权分置"改革、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规模经营与小农户发展关系的维护、耕地保护制度的强化以及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制度完善等。要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精准掌握此项改革所面临的时代要求和形势变化,抓住改革的重点和主线,注重制度创新,推进乡村振兴。     

多层级治理框架下的区域空间与制度建构:粤港澳大湾区治理体系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和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存在不同社会制度、法律制度的制度差异性和不同关税区的空间异质性,使其广域的治理体系建构面临挑战。从"区域主义空间"理论和多层级治理理论来看,粤港澳大湾区不只是产业聚集、技术外溢和区域创新所自然演化的经济地理空间。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主导的、在一个新的特定区域空间尺度上展开集体行动的多层级治理框架。地域性治理和功能性治理是多层级治理框架下粤港澳大湾区的两种治理类型,其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于达成制度性集体行动。新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区域治理中制度性集体行动的达成主要依赖两种类型的区域制度,即工具性制度和"身份提供"制度。因而,粤港澳大湾区治理体系建设需要实现区域治理类型和区域制度类型的有机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