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教义学能为立法贡献什么?

将法教义学定位为"现行实在法科学"并不意味着它与立法没有关联。反对"法教义学能为立法作出贡献"的主张可以被归纳为四个命题,它们都源于对于法教义学本身的错误理解。法教义学既具有稳定化和整合功能,也具有革新功能。在此基础上,法教义学能为立法作出贡献的理论基础在于承认法的双重因素和追求立法的科学化。一方面,法教义学可以影响立法的内容,其影响途径又分为三种,即直接为立法提供支持、间接为立法提供支持,以及对立法进行批判。另一方面,法教义学也可以影响立法的体系,这种结构性影响更加稳定和持久。因此,在规范性的意义上,离开法教义学的立法是不可能的。这并不意味着要取消立法的形成空间,而只是意味着要对立法者的权力进行理性限制。     

从《古兰经》探析伊斯兰教的多元包容性

当今伊斯兰教中道、宽容的宗教形象由于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被曲解,一些对伊斯兰教不正确的言论屡见不鲜,甚至认为伊斯兰教是狭隘的、有强烈排他性质的宗教。基于《古兰经》,对伊斯兰教经典进行剖析,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伊斯兰教的多元包容思想和教义内涵,消除误解,识认伊斯兰教宽容、平和的宗教形象。     

夫妻非常财产制的社会性别分析

夫妻非常财产制是我国夫妻财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一直以来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妨碍了司法公正,特别是夫妻中弱势一方权利的实现,故应对夫妻非常财产制重新审视和梳理,构建出与夫妻通常财产制度互为体系的夫妻非常财产制度。     

关于社会主义学院科研能力建设的思考

根据社会主义学院的特点和发展方向,社院的科研能力包涵了科研对教学培训的促进能力、科研对统战决策的资政能力、科研对学院正规化建设的推动能力。社院的科研能力建设应兼具内部科研资源的积累及外部科研资源的补充,注重内外部科研资源的协调合作,具体为教研人才队伍建设、优势学科方向建设、管理与服务能力建设、学术研究平台与协作机制建设、科研促教资政能力建设等五方面。推进社院科研能力建设,加强学科建设、重点培育优势学科是基础环节,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是关键,完善与创新科研管理与服务机制是重要保障,建立健全学术研究平台及协作机制是重要途径,充分发挥科研资政促教功能是重要导向。     

强化预算初审是保障

“三公”支出的本质是一般预算支出，出了问题原因不外乎两个，要么预算出了问题，要么执行出了问题。按照先有预算后有支出的法律原则，“三公”支出水平理应受预算制约。     

115天休息日都哪去了? 法律帮你找回

正休息权即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也是劳动者有尊严、体面劳动体现。而据来自某市总工会调查显示:进城务工人员93%受访者双休日被侵占或缩水。其中,每月休息在3天以内的为40%,5.7%的人根本没有休息日,因劳累过度而酿成工伤事故屡见不鲜。115天休息日都哪儿去了?法律帮你找回来!一、以每周不超40小时为由,"窃走"法定假日【案例】小白所在的某金店对员工实行双休日在内的两班倒工时制,每班工作时间为6个小时,早班工作时间为早上8时至     

“断链儿”的职业轨迹

与正式员工相比，派遣员工的职业发展空间似乎和其所享受的工资福利待遇一样，总是短了那么一大截。不仅如此，有些派遣制工作经历甚至会让员工经历一段“断链儿”的职业轨迹。     

典制中成文法和习惯法的整合

典制在实际运行中,呈现出典型的二元结构:由典之风俗形成的民间习惯法与官府成文法。两者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整合在一起,并行不悖,却相互独立,又相互对抗,从而形成了事实上的多元管辖权。事实上,真正支撑典制运行的是民间习惯法,而非官府制订的成文法。这一事实对我们理解我国古代民事法律系统的基本结构有着重大意义。典制的核心规则和基本原则只表现在习惯法中,官府的成文法从来没有完整地表述过典制的核心,相反,在多得赋税和定纷止争的政治压力下,它屡屡破坏典制的基本逻辑,且从来没有考虑过百姓的权利。官府成文法与民间生活的疏离造成了持续千年的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显示出中国古代法制的深刻困境。     

一体与独立之争论及检察一体制论证

检察一体化还是检察官独立的争论,不仅是一个久远的重大检察基础理论课题,而且是一个事关检察改革的紧迫现实问题。它不仅关系到检察权属性与地位的争论,而且也关系到检察权运用方式改革与完善。它不仅涉及到检察官法、检察院组织法方面的内容,而且还涉及刑事诉讼法直至宪法层面的一些重大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检察一体化与检察官独立及其背后的理念和制度的探索,论证检察一体制的合宪性、合理性,主张检察一体制。     

法学继受对法学研究及法学教育的连锁影响——以德国法教义学在我国台湾地区之继受为例的反思

当我们今天讨论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应当主要朝向什么方向发展以及具体如何进行调整时,与其是以德国或美国的情况作为参考样版来径直断定我们应如何效仿行事,还不如先来仔细考察那些大规模进行某种法学继受的地区的现状(特别是其中存在的弊病),进而以一种后见之明对法学继受过程当中应当注意避免的一些重要问题形成清醒认识。就此而言,以我国台湾地区法学界长期以来大规模继受德国法教义学为实例进行细致检视,并反思这一持续至今的法学继受过程给当地法学界学术生态带来的各种连锁影响,可以为我们在当下谨慎思考中国大陆法学研究与法学教育的主要发展方向之选择,以及自身法学的主体性意识之培养,提供某种必要的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