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盗窃罪罚金刑的适用

我国刑法的规定导致了对盗窃犯罪罚金刑的高适用率,这与我国盗窃犯罪群体普遍贫困的特征不符,使司法实践中出现＂刑罚不公＂＂株连无罪＂＂以钱赎刑＂等弊端,背离了我国刑法的立法本意,不利于对犯罪主体的矫正和对盗窃犯罪的整体预防。盗窃犯罪罚金刑的适用应充分考虑犯罪主体的经济状况,增加得并制罚金刑、规范量刑程序、强化对犯罪主体的财产控制,禁止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罚金,以实现罚金刑的基本价值和功能。     

理性官僚制:批判及辩护

理性官僚制是韦伯基于法理型权威下的一种理性化程度较高的组织模式,其效率宗旨与理性精神契合资本主义的发展目标。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标榜的新文明对早前的政治、经济乃至社会运行模式进行了改善,知识和信息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上述变化也引起了学术界对官僚制中过分强调专业分工、职能权限的划分、组织效率等原则提出了质疑和批判。他们抨击官僚制效率丧失、限制民主、压抑个性等方面。我们是否真的要摒弃理性官僚制的诸多原则,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理性的、深层的剖析。     

廉洁官僚、政党自律与权力制衡：廉政建设模式的国际比较

各国的反腐败实践都与其特定的政治结构、经济运行以及文化传统密切关联。结合社会基础的特点来观察这些实践过程,可以总结出三种富有代表性的反腐败模式：廉洁官僚模式（代表国家：日本）、政党自律模式（代表国家：新加坡）、权力制衡模式（代表国家：美国）。廉洁官僚模式的优点是利用官僚制恪守规则、服从至上的职业精神减少了行政腐败机会,缺点是反腐理念与制度实践游离于政治腐败与商业贿赂之外,反腐败不彻底。     

我国IPO审核之重构

IPO注册制和核准制各有利弊。然而不论是从全球证券市场的发展趋势还是我国核准制所具有的不可克服的弊端来看,实行IPO注册制是大势所趋。我国实行了多年的审批制和核准制,不管是监管机构、市场还是投资者,短期内都还不能完全适应注册制。这就需要有一个过渡阶段——渐进式注册制。在此阶段中,我们除了转化监管理念外,还要加大力度完善与注册制配套的相关制度,包括信息披露简明性规则的引进、"买者自负"原则的建立和正常退市制度的细化。     

双层区分制下正犯与共犯的区分

世界各国刑法关于共犯体系的立法存在着"单一制"与"区分制"两大类型。中国刑法中的共犯体系在解释论上可归结为区分制,如何区分正犯与共犯亦是中国共犯理论必须回答的问题。在德、日刑法中,正犯与共犯的区分具有同时解决参与人的定罪和量刑的双重功能。在此种单层区分制下,重视参与人在不法事实实现过程中的实质支配力或作用大小的犯罪事实支配理论、重要作用说有其论理上的妥当性。中国刑法对参与人同时采用了分工和作用两种并存不悖、功能各异的分类标准。分工分类标准下的正犯与共犯旨在解决参与人的定性及其间的关系问题,而不直接决定和评价参与人的刑罚轻重,承载量刑功能的是作用分类标准下的主犯和从犯。在这种双层区分制立法模式下,正犯与共犯的界分宜采以构成要件为轴心的实行行为说。     

社会转型背景下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路径探析

以陪审员与法官"同职同权同责"为基轴设计的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脱离了传统城乡二元社会正在转型的现实背景,不可避免地将改革导向"精英化",并难以避免各种异化现象发生。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必须与二元转型社会结构相适应,以陪审员与法官分职分权为基础,构造参审制与陪审制结合、平民陪审与专家陪审共存、常识判断与专业判断并行的陪审制度二元结构体系。在以平民陪审践行司法大众化的同时,也可以以专家陪审补足法官职业化不足的缺失,以有效提升司法的品质。     

自我决定权与刑法家长主义

作为公民的基本人权,自我决定权的解释力辐射到被害人同意、被害人自陷风险、诈骗罪中的被害人怀疑与错误、自诉以及刑事和解等诸多刑事法领域。家长主义是自我决定权在刑法上的对立者与保护神。现代语境下,自我决定权与刑法家长主义的关系呈现出既有正向排斥又有逆向制约、既要积极保障又要拒绝溺爱性保护的复调结构。这种二元互动的理论框架,能够向下在微观层面为具体的被害人教义学问题提供思想支撑;在更抽象的层面上,则取决于解释者的价值立场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倾向。     

美国《网络空间国际战略》的法律分析与对策

美国出台《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是争夺制网权,主导互联网世界的信号,既有其自身安全上的考虑,也有政治上的目的。该＂战略＂从美国自身利益出发,试图为全世界的互联网活动制定规则,有违国际法中主权平等等一系列基本原则。中国应该尽快建立自己的信息化战略,依托国际法原则,努力参与国际网络行为准则的制定,争取平等的话语权,平衡世界制网权。同时也要逐步完善国内互联网立法,提高网络应用技术,增强网络空间的软硬件能力。     

裁判理论的普遍谬误:为法教义学辩护

当前的裁判理论都依赖一个形式主义的普遍预设,认为在法律不确定的条件下,疑难案件的裁判不再是法律裁决,而是非法律的自由裁量.不同的裁判理论是对这一普遍预设的不同回应.教义学理论拒绝接受这一普遍预设,坚持疑难案件裁判的法律属性,进而捍卫法律的自治性.教义学理论能为疑难案件的裁决提供理论上可行、规范上可欲、实证上充分的说明.教义学理论以法律论证场域为基础,而法律论证场域又有其特殊的教义学结构,这一结构能够确保疑难案件裁判的法律属性.法律论证场域创造了裁决人与具体当事人的经济、政治或道德利益的距离,而这一距离又保障了公平裁判.法律论证场域是社会分化的结果,是社会时代变迁而孕育的文化成就.     

伊斯兰教传人新疆的若干思考

伊斯兰教于公元九世纪末十世纪初开始传人新疆,这其中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一是伊斯兰教在传人新疆前已立足中亚,而中亚与新疆相邻,并且与新疆在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社会等方面有着千丝万屡的联系;二是伊斯兰教传人新疆时,正值新疆社会处于变动期;三是佛教衰落给伊斯兰教传播给予很大社会空间.了解这一背景及过程对于我们今天深入研究把握伊斯兰教及其问题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