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共同财产制下夫妻债务的清偿

界定夫妻共同债务与个人债务的根本目的在于确定二者的清偿规则,现行立法在此问题上显有缺漏。共同财产制下夫妻债务的清偿规则既要兼顾交易安全与婚姻安全,也要符合夫妻甘苦与共的伦理期许。夫妻共同债务与个人债务并不等同于共同财产债务与个人财产债务,夫妻共同债务也并非连带债务。夫妻共同财产既要为夫妻共同债务负责,在特定条件下也要为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负责。夫妻的个人财产既要为个人债务负责,在特定情形下也要为夫妻共同债务负责。在夫妻共同债务以个人财产清偿,或个人债务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的情形,产生相应的补偿请求权。共同财产制存续期间夫妻债务的清偿规则较共同财产制结束后应有所不同。     

裁判请求权保障与法院审判人员的优化配置

在实行法官员额制改革过程中,必须一并考虑法院审判人员的分类管理和优化配置问题。在民事诉讼中,为保障公民的裁判请求权,对于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必须配置入额法官;对于非讼案件的审理、诉前或审前的法院调解以及立案登记等程序事项的处理应交由司法实务官进行,从而让法官专注于民事纠纷案件的审判,以更好地落实公民的裁判请求权保障之宪法理念。司法事务官不同于助理审判员,其不能审理所有的民事案件;司法事务官也不同于法官助理,司法事务官不是法官的助手,其可以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司法事务官不是宪法意义上的处理民事纠纷的法官,司法事务官不必进入法官员额。     

度量衡的制度塑造力 ——以历史中国的经验为例

就保证农耕中国实物税收的适度和公平而言,度量衡,尤其是量和衡,先后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在经济制度上,先后形成了以“度”为税收手段的井田制,以及秦之后以量、衡为核心手段的赋税制。为保证全国统一合理税收以及政治治理而建立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必须有俸禄、监察、考课等制度的保证或辅助,同样需要度量衡的技术支持。度量衡还是统一金属钱币的前提和标准。度量衡的制度塑造力影响深远和广泛,这进一步体现在“百代皆行秦政法”,以及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所建制度的文明融合性重塑。     

对抗制改革中的司法机关

在我国刑事审判的对抗制改革中,对我国的司法机关包括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认识、定位和塑造,是一个十分现实、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对抗制改革中,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处于齐步改、同步变的过程中;改变最大的将是法院和法官,由职权制下的积极主动的审判者角色,转变为消极、中立的仲裁人身份;法院和法官的消极和中立不能或主要不能由法院和法官单方面自觉实现,而是在各方的互动下,客观上趋于消极,走向中立;检察机关和检察官也将减弱其身份在职权制下的职权色彩,发生类似于一方当事人的变化,但是,我国的检察官不应该当事人化。     

日本银行体系的脆弱性与其金融安全网的演变

金融安全网作为保持金融体系、尤其是银行体系安全稳健运行而建立的危机防范和管理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一直受到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和相关学者的关注。日本从二战后至80年代金融业处于长期稳定状态,使许多人推崇日本当时的金融安全网。然而,正是这个安全网阻碍了市场约束发挥作用,掩盖了日本银行体系长期积累下的脆弱性。进入90年代,随着金融环境的变化,日本传统的金融安全网明显失效,其金融业进入长达十余年的不稳定时期。安全网也随之发生变革。     

日本公司法制的IT化改革及对我国的启示

进行公司法制的IT化改革,可节省公司的运营以及股东参与公司管理的成本,改善公司的治理结构,并且可以促进企业乃至整个社会IT化的发展。为迎接信息化社会的到来,日本以及西方诸国在近几年已基本完成了包括公司法在内的相关法律的IT化调整,我国也应作出相应的举措。本文详细介绍了日本公司法制IT化改革的有关规定,并以其立法经验为借鉴,对我国公司法制的IT化改革提出了一些设想和建议。     

匿名审稿制的价值、功能及其定位

匿名审稿制作为代表国际发展趋势的审稿制度,已为学界达成共识,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功能。但它的实施还需要强有力的监督作保障。     

信用短缺下法定资本制对有限公司发展的意义

在社会信用短缺的大背景下,若法定资本制缺席,则由于其具有使投资者以有限责任公司为交易欺诈工具的诱因,故极可能导致有限公司整体信用趋劣。这表明当前我国有限公司的发展对法定资本制的依赖。基于此,对法定资本制不能简单地以授权资本制或折衷资本制取而代之,而宜在加以完善的基础上严格施行。     

罗马宪制初探

罗马宪制对西方宪政的影响历来被法学界忽视.西方宪政理论的最早起源虽在希腊,但其制度的最早起源却在罗马.这种由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三种成分混合而成的宪政体制,经过王政时代、罗马共和国,直到共和国末期才最终定型.本文在对这三种成分及其发展的简要分析的基础上,认为罗马宪制至少在四个方面对西方宪政制度具有影响,即在实践中完善、法治、制衡和限权.     

试论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冲突与互补

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 ,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 ,存在着冲突 ,但有着共同的目标追求。在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 ,应充分利用少数民族习惯法的价值 ,并注重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继承与改造 ,协调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冲突 ,实现二者互补和融合的良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