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创又一案犯被判刑

曾引起社会,特别是证券界广泛关注的中科创操纵股票证券交易价格案,如今又有了新进展。1968年12月出生在广东省,大专毕业,原深圳市英特泰投资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深圳市信资星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水祥,明知朱焕良意图操纵0048股票价格,仍在朱焕良指使下采取多种方式融资,并直接或指使他人实施操纵0048股票价格。2003年7月23日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以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一审判处其2年有期徒刑,罚金12万元;分别没收和发还在案扣押的款物,继续追缴违法所得。1998年12月13日,吕新建(别名吕梁)与朱焕良(均另行处理)签订双方通过倒仓或其他方式转…     

海外并购的额外法律风险及其对策——由“中海油并购优尼科案”引发的思考

海外并购的额外法律风险是投资者在海外并购活动中所面临的人为的、非投资者所能控制的东道国基于国家安全、民族利益等因素而援用或制定特别法律进行监管所产生的特殊风险。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可能给投资者的海外并购带来一定的额外法律风险。近年来,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日益增加,却缺少对海外并购额外法律风险的防范和救济机制。这就需要我们积极寻求投资保证、体制和外交上的支持与救济对策,为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铺平道路。     

公司对外担保效力的实务解读

《担保法解释》暗含禁止公司为股东与个人债务提供担保之意。在中福实业公司担保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的思路是:股东会决议通过的公司为公司股东债务提供担保有效。在幸福实业担保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的立场是: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的公司为公司股东债务提供担保也一律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在公司对外担保效力问题的立场有些含混。     

跨省拐卖案震惊公安部

两年时间，云南人张大平、杨其兵等先后将17名云南女子以找工作为名骗至四川卖与他人为妻，案情震惊公安部。四川警方全力出击，成功破获这起特大团伙拐卖妇女案。2007年1月10日，当地检察机关已对此案审查终结，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医疗事故罪立案追诉标准的几个法律问题

医疗事故罪应以医疗责任事故为限，立案追诉标准应限定重伤害危害后果和犯罪主体责任程度要件。可引入信赖原则确定医疗事故罪犯罪嫌疑人，其主观要件为重大业务过失。医务人员应积极应对，依法执业。     

美国的“政治大棒”与德国的法律程序——后“9·11”时代,美德反恐国际合作第一案之解读

"9·11"事件后,德美看似亲密的反恐合作关系却在德国法院审判"9·11"事件中的国际恐怖嫌疑分子穆特萨迪格和穆祚迪案中陷入了困境。两国政府在反恐策略上的差异为这两个案件的结局规定了方向。德国政府部门拒绝向德国法院提供关键证据,损害了德国检察官的指控能力。美国政府拒绝与德国法院合作,则直接冒犯了德国法院的自尊。由于审判是在德国民众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及阿尔布莱格监狱丑闻之爆发的背景下进行的,德国公共舆论同情被告人,积极影响并支持了法院的判决。这两个案件可以视为德国法院及民众对布什政府所实施的反恐策略的一次大审判,判决结果是布什政府败诉。     

关于参与三氯甲烷反倾销调查案的几点体会

2003年5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商务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的规定，决定对原产于欧盟、韩国、美国、印度的进口三氯甲烷(以下简称“被调查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三氯甲烷反倾销调查案”)。同年6月，我所受浙江莹光化工有限公司、常熟市中吴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临海市利民化工有限公司、上海三爱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东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吴晨光化工研究院、鹰鹏化工有限公司等七家进口三氯甲烷的下游用户(“下游用户”)的委托，向调查机关提交了《关于请求终止三氯甲烷反倾销案调查的公开意见》、《关于请求撤销对进口三氯甲烷反倾销渊查初裁决定的意见》和《关于请求撤销对进口三氯甲烷反倾销调查初步裁定的补充意见》等书面材料，并参与了调查机关组织的下列重大调查活动：     

“常识”与传统中国州县司法——从一个疑难案件(新会田坦案)展开的思考

自晚清变法修律以来,学界多批评传统州县司法的主要弊端是行政兼理司法和与此相关的非专业化司法,现在发现了大量反映传统司法实际运作的司法档案材料,此种观点有了反思的必要和可能。事实上,从传统中国州县司法的实际运作来看,其重点是查清案情和进行判决,起决定作用的是“常识”而非“专业知识”,而且“常识”才是传统地方司法所真正需要的。这种“常识”包括了“律学常识”、官员“伦理常识”和“地方性常识”等部分,从而具有浓厚的主观性、地方性和个人化特征,使得传统地方司法更依赖于官员个体。从司法独立和专业司法的眼光来审视传统是一种时代错位,它忽略了制度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对应关系,既不利于学术研究,同时也回避了建立现代司法体系的真正阻力所在。     

商标淡化的证明标准——美国“维多利亚的秘密”诉莫斯里案评述

在美国商标淡化诉讼中,一直存在“淡化可能性”与“实际淡化”的证明标准之争。2003年,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审理莫斯里案而首次介入。表面看来,最高法院已将标准统一为“实际淡化”,实则依然模棱两可,而根据反淡化和禁令救济的基本法理,证明标准又只能是“淡化可能性”。可见,问题远未解决,争论仍将延续。鉴于商标淡化理论的影响早已超出美国国界,研究这一问题对我国亦不无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