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犯罪中的区分制立法模式批判——以正犯、实行犯、主犯的关系为视角

传统观念认为正犯等同于实行犯,但是通过对一些具体正犯类型的考察可以发现,当前理论中的正犯概念已经远远超出了实行犯的范畴.德日刑法对正犯做出扩张解释,源于区分制的立法模式,这种立法模式错误地理解了决定刑罚的因素,混淆了分工分类法和作用分类法的功能,引发了解释论上的混乱.只有通过学说重塑立法,将正犯解释为主犯,把帮助正犯解释为从犯,才能使区分制走出困境.     

我国与英美国家陪审制之差异比较——兼论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改革

陪审制度是世界许多国家法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内容,被广泛的认为是人民主权、司法民主、司法公正、司法公开的象征,是社会公众参与司法、参与国家政治的一种重要形式。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深入,陪审制作为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成为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议论的热点话题。本文主要介绍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和英美国家的陪审团制的起源及历史发展,对两者的差异进行比较,并指出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存在的缺陷,并对如何完善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提出建议。     

浅论我国刑事审级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度。经过多年的司法实践,其暴露出了不少缺陷。一方面,它影响了我国刑事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另一方面,也影响了我国法院刑事判决的终局性和权威性。法学理论界、司法界中,越来越多的人都设想过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两审终审制度为三审终审制。本文将浅析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审级制度及其缺陷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两审终审制为三审终审制的设想,并进一步阐释三身终审制的优越性。     

浅析明代中央辅政制度

辅政制度作为明朝重要的政治制度之一,其职责主要在于建构君主与臣僚、皇帝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明洪武十三年九月(1380年),在朱元璋宣布永远废除宰相制度半年以后,为了分担皇帝的政务,曾一度设置"四辅官",随着"四辅官"试行的失败,迫使朱元璋展开对另一形式辅政制度的探索。着重分析明朝的内阁和司礼监在不同时期所承担的不同政务以及二者的联系与区别,最终得出一个结论,两个不同的组织部门并行的最大优势就是既防止了有权力的大臣掌控国家,又有效地控制了宦官集团权力的滋生与蔓延。但是同时,二者的并行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弊端,进而影响明代政治的发展。     

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运行机制创新研究——基于寿光市“双否决终审制”为重点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考察

山东寿光市于2012年广泛建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并在制度创新的基础上探索运行机制的创新,建立了以"双否决终审制"为重点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它有效地改善了基层干群关系,解决了基层民主监督难题,完善了村级公共权力监督制衡体系,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本文运用新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创新理论的视角对寿光市以"双否决终审制"为重点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进行解析,分析其制度创新的动力、运行机制的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绩效,最后在对实践总结的基础上提出几点思考与启示。     

社保会计核算问题与对策

近年来我国社保管理制度改革深入发展,社保基金管理部门除了负责社保基金的收支以及运营管理外,还担负着对社保基金进行必要的监督管理,并实现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的职责,因此社保体制的改革对社保基金会计核算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总结分析现阶段社保基金会计核算工作现状问题,并通过对社保基金会计核算改革,提高社保基金的管理水平,已经成为当前社保基金管理的重要内容。     

论以刑制罪：对犯罪构成所作的实质解释

无犯罪便无刑罚,无刑罚也无所谓犯罪,罪与刑自出生便是密不可分的。即使是在因罪生刑这样一种司法模式之下,也不应将刑罚独立于定罪之外。以刑制罪是通过对法定刑的比较反向制约对犯罪构成要件理解,对于弥补立法及因罪生刑的司法模式下个案的罪刑不均衡具有重要意义,是罪刑法定的应有内涵和罪刑相适应的必然要求。实践中对法定刑的比较,是以刑制罪应用的关键。     

56个剧种 一个都不能少

正锣鼓一响,脚底发痒。之前看戏是老百姓最大的享受,有戏的日子就是盛大的节日。简易的戏台上,无论是城里来的专业剧团,还是乡村的草台班子,千百年来演绎着不变的爱恨情仇与悲欢离合。那些帝王将相、关乎国运民生的历史剧,让人荡气回肠;那些降魔伏妖、为民除害的故事,让人难以释怀;那些才子佳人后花园、落难弟子考状元的故事,让人唏嘘不已。传统戏剧的唱念做打中,蕴涵着礼义廉耻、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真善美,百姓从中享受艺术的     

田阳县推行党代表提案预审制

针对党代表提案提出不规范、质量不高的问题,田阳县实行党代表提案预审制,把好提案质量关。提案预审制要求,在党代会年会召开前,各代表团结合调研成果,组织党代表精心撰写提案初稿,报县党代会常任制工作办公室进行预审,加强听证和指导,进一步完善内容,     

论我国行政判例制度的构建——基于美国行政判例法与制定法互动之启示

我国已于2010年建立了案例指导制度,但该制度下的行政案例指导并未对我国行政法治建设进程中所遇困境有针对性的回应.首先,行政程序法典长期缺位,新《行政诉讼法》仍未正式推出,行政案例指导无法发挥司法续造功能积极应对制定法的滞后与缺失.其次,行政案例指导虽能直接压缩法官酌定权的弹性空间,却未能有效防止行政机关恣意裁量.美国联邦行政法的发展历程中,行政判例法与行政制定法在行政机关法规制定、行政机关行政裁决、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方面都有着良性互动.通过对我国行政案例指导的现状分析,总结不足,借鉴美国经验,提出构建与我国行政制定法良性互动的行政判例制度之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