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均衡:政府与民众关系新探——公共选择理论与现代政府的再思考

“公共均衡”的提出是为了切实有效地提高现代政府的行政效率,它运用均衡分析方法研究政府行政活动,以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概念和公共选择理论为基础,强调保证行政活动内在有效持久的动力应来自行政组织及人员的内在合法利益追求——自利主义而非利他主义。只有在理论上承认行政组织利益的现实存在,才能解决行政动力问题,而解决了动力问题才能真正解决行政效率问题,从根本上确保行政活动的长久高效。行政管理活动需沿着均衡——兼顾政府和民众两方面的轨道,通过利益机制的协调最终实现双赢。     

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的区域性特点分析

通过分析城乡居民抽样调查资料,建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回归分析模型,对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的区域性特点进行了比较分析。从而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提供了理论参考。     

城市社区安全评估模型的构建——以北京市为例

城市社区安全评估模型的建立,采用在指标权重赋值基础上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城市社区安全评估模型的构建应遵循科学性、标准化、实践性、发展性、可行性原则,对制约社区安全状态负面指标决定的静态安全状况与促进社区安全正面指标决定的动态安全状况进行综合评估。评估模型指标(因子)权重采用专家调查法确定,指标(因子)水平采用标准化方法确定,并可在定量评估的基础上进行定性等级评估。城市社区安全评估模型具有横向评估与纵向评估、定量评估与定性评估、综合评估与因子评估等较为丰富的评估功能,并体现出相对性、精确性、灵活性等基本特点。     

基于胜任力的“大学生村官”培训研究

胜任力模型,是开展科学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前提与基础。以“大学生村官”胜任力模型的构建为契机,探索新形势下提高“大学生村官”工作能力的途径与方法,对“大学生村官”承担的特定职位所需的关键胜任力进行培训,进而提高其个体胜任力水平,对“大学生村官”自身的长远发展和推进新农村建设都有重要的意义。     

发达国家的"监管影响评价"及其评析

在过去的20年中,监管改革聚焦于改善监管质量。作为智慧监管的重要工具之一,"监管影响评价"已成为国际监管决策领域的热门实践和学界关注的重要领域。以英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积极倡导"监管影响评价"的理念,给"监管影响评价"提供了组织保障,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积极推行"监管影响评价"。"监管影响评价"通过严格地检查一系列可选政策方案的影响和结果,给决策者提供是否和如何监管而达致公共政策目标的关键信息,试图在最大化社会福利的同时设计出最正确的政策方案。"监管影响评价"实践背后有四种理论逻辑:授权、民主治理、理性决策和象征性政治。"监管影响评价"是循证决策过程的一部分,对于推进我国监管决策科学化具有重要意义。借鉴发达国家"监管影响评价"的实践经验,我国公共政策制定应该在决策方案选择上坚持理性导向,将"监管影响评价"内化为政策决策流程,增强决策部门间协同决策的能力及决策人员科学决策能力。     

当代社会学视野下的消费

日常生活世界一个最深刻的社会变迁,在于人们和物品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物品从生产资料转变为消费品,人们也从生产关系中的某一类主体(所有者或劳动者),转变成为一个消费者。消费社会学由于关注到了消费过程诸环节中突生性社会机制和社会力量所具有的社会后果,其相对的学科优势和合法性是明显的。     

转型时刻企业掌门人“生死劫”

<正>公权力的介入固然是民间借贷"黑社会化"的推动因素,但其他参与者又何尝不是希望通过和公权力的"捆绑"来获得超额收益呢?多金、镁光灯簇拥、下属爱戴、在业内一言九鼎、而自己又年富力强,当此种职业生涯的华章因"意外身亡"戛然而止,这无疑是最悲哀的人生遭遇。实际上,这种遭遇正成为时下一些企业掌门人的人生现实。近期,无论国企还是民企,企业掌门人"意外身亡"的情况时有发生。数据显示,2014年以来,已有6位国企高管"意外身亡",这个数字超越过去多年的总和。对民企而言,之前的"跑路"现象已无法吸引外界眼球,而企     

创业资本与创业农民的创业收益

以创业资本理论为基础,构建创业农民的创业资本与其创业收益关系模型,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和路径分析方法对CLDS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创业资本对农民创业收益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物质资本的影响最大;在影响机制分析中发现,三类创业资本在直接影响农民创业收益的同时也存在着中介效应,物质资本在人力资本和部分社会资本与创业收益之间、部分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与创业收益之间都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坚持完善物质资本支持机制,提升农民人力资本积累的基本战略,促进农民优质社会关系的建立,对于提高农民创业收益具有显著效果。     

犯罪经济学视角下拐卖儿童犯罪问题研究

拐卖儿童犯罪摧残儿童及其家庭,与新时代平安法治中国建设相悖,如何遏制问题再发生意义重大。我国的"反拐"工作在持续紧抓,但发案仍有增量,源在存有拐卖儿童的犯罪市场,且该犯罪市场"供需+利益"链条完整,更为重要的是,实施拐卖儿童犯罪成本与收益悬殊。为根除该问题,应从近年所发生的拐卖儿童事件切入,以犯罪经济学为剖析视角,构建成本—收益模型,深挖问题行为背后的经济动因。在此基础上,提出防治该犯罪问题的有效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