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在城乡之间的中国农民工

此次农民工大规模返乡虽由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但同时又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农民工大规模返乡并未在根本上改变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总体趋势,但其中反映出的新特点及深层次问题更值得关注。     

新疆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女性社会化角色定位研究——以社会和谐的视角进行分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要战略构想,是适应我国改革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社会和谐离不开性别的和谐.性别的和谐主要表现为性别关系的平等、互补与合作,表现为男女两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机会以及角色的定位.本文主要从社会和谐视角出发,探析新疆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等少数民族女性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人角色定位以及个人社会化程度的变化,从而说明,民族社会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人的发展,也就是少数民族特别是游牧民族妇女的发展.     

“男权王国的叛逆者”——为英国妇女选举权而战的男性知识分子

本文着重考察男性女权主义知识分子对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所起到的推动作用。男性女权主义先锋,顶住重重压力,"背叛"了男权王国。他们成为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发起人与推动者,并为之做出巨大贡献。从19世纪上半叶至20世纪初,男性妇女参政论者支持妇女选举权运动的活动经历了由分散到集中,由"宪政"至"战斗"的历程,其指导思想也由自由主义转向社会主义。1928年英国妇女最终获得平等选举权,这一辉煌成果中包含着几代男性妇女参政论者的不懈努力。     

论农村妇女土地产权的安全性

安全地权由相对权利强度、权利持有持续时间和权利保证性几方面所决定。农民地权常常是不安全的,与农村男性相比,妇女地权更不安全。妇女的土地产权不安全体现在家庭继承、村集体分配和市场交易等三种获得土地途径中。妇女土地产权的安全性一般意义上取决于,在土地产权交易不发达的情况下土地资源位置的固定性和妇女的婚姻流动性、集体土地产权拥挤性与妇女群体的弱势地位、以及影响村社土地制度安排的宏观因素及村社集体特征。     

论伯明翰学派早期女性研究

伯明翰学派的女性研究在世界女性研究史中具有先驱意义,对后来的女性研究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伯明翰学派的早期女性主义研究者认为,女性的从属并不是单方面的,或某一领域的从属,而是全面性的,包括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或者说,女性从属是结构性的。而女性所有这些从属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人们往往从自然属性上,或者说从生物性上去看女性。女性从属地位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媒介建构,国家建构和女性自身的建构。     

卖淫妇女心理卫生状况的调查与分析

目的：了解卖淫妇女的心理健康水平,为开展心理辅导与咨询,增进卖淫妇女的心理健康,提高心理素质,以及促使卖淫妇女心理转化提供心理学依据。方法：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和问卷调查,对收教中的卖淫妇女心理健康进行了调查。结果：卖淫妇女SCL-90各项因子分均高于国内常模,差异达到非常显著的水平(P<0．05,P<0．01),尤其是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忧郁和敌对等因子,其次各项因子在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经济上有着不同的显著差异。结论：卖淫妇女存在较多的心理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收教所的生活、教育环境也是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提示开展心理咨询和危机干预,对重塑健康人格,促进卖淫妇女心理良性转化具有重要意义。     

李双双：从更深的土里“泼辣”出来——试探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型妇女”的一种生成史

李双双是一个深刻烙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妇女生命状态、在时代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艺术形象。本文探讨这一妇女“新人”和她的“泼辣”性格的生成、演变与接受的历史。以小说《李双双小传》、电影《李双双》、豫剧《李双双》和社会对李双双的接受为文本基础,将李双双放回1958-1963年社会历史变动的土壤和李准写“新人新事”“问题”小说的脉络中,从李准对时代现实中的问题的敏感,调动乡土文化、伦理资源来回应政治政策的能力,以及对乡村妇女的生活、生命史的理解等层面,探讨李双双和她的“泼辣”的生成史及其历史、政治、文化、思想意涵。在如上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小说、电影、豫剧中李双双的“泼辣”塑造,实蕴含着将时代要求的“集体精神”与传统中国人有关“义”“理”“公道”等价值进行有效连接,然后在此一亦新亦旧的义理的践行中通过细腻感通他人、以承担为乐的生命状态,以生成一种新中国妇女的精神风貌与价值形态。这些具有重要思想、实践意义和高度洞察的思考、文艺创作,并没有随着时代转换消失其意义,而有待关心中国妇女现实与未来的人们认真重访。     

情理之间：社区治理中的女性参与——以基层妇女议事会为例

妇女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是践行性别平等的重要议题,也是助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必要条件。妇女议事会则是推动女性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机制。基于对S市C社区妇女议事会中女性参与过程的观察与分析,本文发现城市社区妇女从参加熟悉的社区活动转向参与陌生的社区公共事务,经历了“小团体”治理和新团队形构,这是女性主体性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在“情”与“理”之间不断平衡的动态过程。相较于有关女性社区参与的“性别气质论”与“性别区隔论”,本案例所体现与建构的情理互动论,一定程度上更侧重回应女性公共参与中的情境影响。     

新时代少数民族妇女研究综述

少数民族妇女是中国妇女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重要的人力资源。本文聚焦少数民族妇女群体,从人力资本、劳动就业、迁移流动、婚育家庭以及性别观念与性别关系五个领域,回顾2012年以来国内少数民族妇女的研究状况。研究显示,尽管少数民族妇女对民族经济与社会发展起到“半边天”的作用,但是在民族研究和性别社会学研究中仍处于边缘地位,在学术关注度、学术共同体建设、研究理论与方法、研究视角与内容等方面都存在短板。未来应以新发展阶段为契机,通过学术研究助力改善少数民族妇女的生存环境和社会福祉,进一步释放少数民族妇女的性别红利,全面增进少数民族性别平等事业发展。     

性骚扰立法的中国经验与前景展望

开端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性骚扰立法动议,经由地方立法试验、人大代表提案、群团组织推动、司法经验积累和国际社会关注,促使立法机关在2005年修改《妇女权益保障法》时增加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然而,在对性骚扰概念作出立法界定,以及对特定场所性骚扰的强化规制等方面尚不能满足现实需求。2020年,《民法典》明确了性骚扰的概念和构成要件,确立了特定场所防治性骚扰的义务,形成了开放式条文结构,引导了后续《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改。总结中国性骚扰立法的经验模式,其呈现鲜明的民意回应型、多级分工式、经验导向性和话语嵌入式特征。由此展望中国性骚扰立法前景,有望转向引导型立法模式,弥合现有法律体系的内部罅隙,继续积累性骚扰立法的中国经验,并嵌入国家和社会的主流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