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与区域秩序重塑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倡议提出至今已历时十年,在双边、多边以及整体实践层面上取得了诸多进展。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典范,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既是区域秩序重塑的现实产物,也反向推动着区域秩序重塑朝着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区域秩序重塑背景下,推动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需要持续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东盟中心地位赋能,统筹发展和安全两大问题,推动中国和东盟所提倡议实现更加紧密的对接。     

论粤港澳大湾区合作视角下深圳先行示范区的法治先行

国家赋予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战略定位,给予更多综合改革试点事项,与此同时也对先行示范区的法治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目前深圳先行示范区存在着地方立法权不足问题,难以承担将先行先试政策法治化的重任,也难以承担助推大湾区发展的重任,为此,必须加大对深圳先行示范区的立法授权。要根据深圳先行示范区的特点以及现有基础,创新立法授权方式,采取清单式批量立法授权方式,使立法授权具有明确性和大批量性,以充分满足深圳先行示范区法治建设的现实需要。     

跨越环境主权:东盟地区环境治理制度的演进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理解东盟地区环境治理制度演进的因果机制,需要梳理其中结构性因素与历史性因素对制度变迁的综合作用,本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东盟地区环境治理制度变迁大致经历了萌芽期(1977—1992年)、调整期(1993—1997年)和深化期(1998年至今)三个阶段,先后表现出强调国家环境主权、重视国家环境责任、打造地区环境共同体的阶段性特征。在这一过程中,全球生态主义潮流的同频共振、从环境权利到环境义务的观念转变和多元国际行为体的参与构成了制度变迁的结构性逻辑。1997年亚洲烟霾危机的爆发、1999年东盟扩员的关键节点、“东盟方式”延续与扩散的路径依赖、治理制度的弱约束性,以及东盟国家成本—收益认知差异性的历史否决点,构成了制度变迁的历史性逻辑。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有助于整体性把握东盟地区环境治理制度变迁的内在机理和发展方向。     

区域国别学的国际经验与前景探索——蒂莫西·尼布洛克教授访谈

在中国,区域国别学已被纳入交叉学科类别下的一级学科目录。如何进一步开展符合目前国内实际的区域国别研究工作,并在研究及教学的同时推进新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构建,已成为学者们关注和探讨的热点议题。中国学界在现阶段围绕区域国别研究和人才培养议题进行的探讨具有前景,同时也会与国际层面的实践工作形成映照。近年来,当代意义的区域国别研究蓬勃发展,中国相关工作的立足点及展现出的新特点和高速率,有别于不同时代一些西方国家的案例。除了可加以利用的资料和经验积累,中国在区域国别研究工作中所展现出的基于研究实践的理论和方法探索,以及有关研究组织架构的新特点,体现了区域国别研究在当前和未来一个阶段的引领性特点。但与此同时,结合实际工作及阶段性目标的要求,从学理探索到具体科研工作组织,甚至还包括对广大“南方国家”的关注和交流工作,都是建设新交叉学科需要投入精力的重要方向。与国际同行就区域国别学科建设的具体工作方面和衍生出的新问题进行对话和探讨,将为当前中国国内建设区域国别学科、发展符合中国在未来一个阶段的优先智识需求、培养全面深入掌握跨学科区域国别知识人才的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     

总体力量上升 区域差异显著——2022年外国左翼运动新动态

2022年,新冠疫情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大国博弈加剧、乌克兰危机等复杂事件相互交织,世界更加动荡不安。在此背景下,外国左翼力量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北美、欧洲左翼面对右翼势力尤其是极右翼势力的兴起,需要在激烈博弈中赢得发展;拉美左翼在多国大选中取得胜利,重新占据执政优势地位,但也面临许多新挑战;亚洲、大洋洲和中东左翼需要在稳住基本发展局面的同时取得新突破;非洲左翼虽然保持了较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需要在克服衰退危机中实现新发展。     

RCEP启动后亚太区域经贸合作的东亚转向

长期以来,亚太地区各国区域认同模糊、区域主义弱势发展、合作机制竞争性复杂,经贸合作和经济一体化存在亚太路径与东亚路径的分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的加速推进及其协议落地,标志着亚太区域经贸合作的东亚转向开始制度化。东亚务实的区域主义迈进新阶段。区域国家明确的区域合作需求,危机驱动的务实合作经历与契合东亚社会文化传统的软约束合作方式,在其中发挥了合力作用。从今往后,中日韩和东盟国家构成的“3+10”“东亚中心”将逐步替代领导力不足的“东盟中心”,实现东亚经济重心、经贸合作中心和功能平台的统一。东亚经贸合作将在区域认同增强、协商渐进的合作模式成为广泛共识的基础上加速发展,可望成为全球经贸规则和机制升级的新增长点,并在全球经贸秩序变革中引领平衡、协调、包容的价值转向。     

中美战略竞争与中国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路径——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

大国关系是国际格局的重要宏观影响因素,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保护主义盛行,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受其影响停滞不前,国际政治经济区域化趋势明显。中美关系进入全面战略竞争阶段,美国利用“离岸平衡”战略使亚洲地区合作处于离散、复合交织的状态,区域经济对外依赖始终较强,一体化发展远远不足。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下区域治理思想对当前区域化变革具有较强指导意义,其核心是大国驱动、多边合作以及完善的合作机制等。全球价值链区域化是经济区域化发展的核心表现。亚洲价值链区域化发展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大国作用缺位和机制不完善。当前亚洲国家对中国经济依赖日益提升,中国应依托自身对全球及区域治理影响,以及强大的市场优势,主动引领亚洲区域一体化,发挥大国对价值链生产端和消费端的驱动以及推进区域合作机制完善等作用,加快提升区域价值链的自主能力,不断深化区域一体化进程。     

美国“印太战略”中巴基斯坦身份塑造与中国的因应

巴基斯坦作为印太地区的节点国家,却难以在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中准确定位自身的角色,是一个在印太体系中缺乏存在感的国家。但巴基斯坦也有着对“印太战略”的独特看法和主张。一方面,巴基斯坦对美国将印度塑造为印太地区“净安全提供者”的行为感到极为不满,将印度的这一身份转变视为一种迫切的现实威胁;另一方面,巴基斯坦也希望在美国“印太战略”中寻求一定的角色担当,充当“调解人”身份以期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同时巴基斯坦也试图借美国的“印太战略”来提升其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借此摆脱来自印度的战略孤立。面对美国借“印太战略”在印太地区持续的势力扩张,未来中国可在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关系基础上扩大区域多边关系的接触,同时借助双方现有的技术、地缘等资源优势以加强互补,化解对美依赖的风险。通过打造中巴更加完善的双边和区域治理安排,不断增强对地区安全与发展的形塑能力。     

备案审查中的政治性审查

人大常委会在备案审查工作中对规范性文件进行政治性审查,其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维护改革方向和精神、落实政策贯彻功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是备案审查工作的首要功能;借助备案审查确保党和国家相关政策得以落实亦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维护改革方向和精神是国家处于转型期的治理需求。但由人大常委会从事政治性审查缺乏法规范上的依据,功能配置上又不妥当,加上政治性标准模糊、宽泛,导致备案审查缺乏客观性、可预期性,进而损害备案审查的权威性,还有可能僭越执政党的领导权,增添审查机关的工作负担,加大备案审查的纠错难度,减损备案审查的实施效果。因此,人大常委会应专注于依据宪法和法律开展备案审查工作,以合宪/法性审查吸纳政治性审查的方式来落实政策贯彻功能,将宪法和法律无法吸纳的政治性审查移送党的部门处理。     

文化资源产权：数字时代的现实困境与“帕累托区域”选择

文化资源是构成文化产品与文化产业的重要基础,是国家文化自信得以彰显的重要依托。在数字文化产业发展中,文化资源的公共产品属性在市场竞争中出现市场化的演进,也被深深地刻上了数字技术的烙印,这模糊了文化资源与文化产品之间的产权界限,引致了一定程度的产权侵蚀。从文化资源产权的嬗变逻辑出发考察数字时代文化资源的产权特征与异化,探讨文化资源产权的帕累托区域与破局之路,是为中国文化产业及其数字化发展寻求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