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功利主义——当今医学道德的价值取向

医学道德规范体系的核心是医学道德的价值取向。在当代的医疗实践中 ,传统的医学道德价值取向不能够适应实践的需要。根据新的实践要求 ,重构医学道德的价值取向———人道功利主义 ,这是当今医疗卫生事业的性质及发展所决定的。因此 ,人道功利主义应是构建当今医德规范体系的基石。     

对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再认识

客观真实论和法律真实论都是关于刑事诉讼证明的具有价值的理论,目前两种理论争议的根本原因在于混淆了证明要求与证明标准两个不同的概念。应当以客观真实论作为刑事诉讼证明要求的理论依据,以法律真实论作为构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理论基础。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在表述和操作上设定为“确定无疑”符合我国的司法文化与司法实践。     

绿色医学

一、引言 回归自然的浪潮正在席卷全球 .从本质上说,它是对人类与自然日益不协调的反叛.回归自然,既是一种先进的健康理念,更是一种科学的行为方式.从人类的衣食住行看,回归自然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从"衣"看,人们经历了从穿布衣到穿化纤衣的过程,现在又时髦地穿布衣了;从"食"看,人们经历了以吃素为主到以吃荤为主的过程,现在又倾向于以吃素为主了;从"住"看,人们经历了从住土屋、木屋到住楼房的过程,现在已有一些城里人出去旅游住木屋、草屋了;从"行"看,人们经历了从走路、骑自行车到坐小汽车的过程,现在城里有些人已选择以步代车了.医学的发展也是这样,经历了从自然医学到非自然医学的过程,现在又有回归自然医学的趋势了.当然,从现代非自然医学回归到自然医学,这里的自然医学已不是原始的自然医学,而是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自然医学,是一种高层次的自然医学,特定命名为绿色医学(Green Medicine).     

农民的求医行为与农村医疗卫生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得到很大改善,但是农民对医疗卫生服务的利用率仍然不高,农民的医疗卫生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农民的求医行为与农村医疗卫生传递系统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本文从农民的求医行为入手,分析我国农村医疗卫生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改进方向。     

如何在侦查中提高物证的证明价值

在刑事侦查实践中,由于一些意识问题或是技术问题和经验问题,作为客观性证据的特征被发现提取后,在刑事诉讼的庭审中却受到质疑甚至是否定,因此如何提高物证的证明价值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要保障物证的证明价值,应当着重从提取和保全物证的环节入手,严格按照诉讼要求操作。     

侦查终结若干问题探析

侦查终结是侦查程序的最后一项工作,也是侦查程序的一个独立的、必经阶段。正确理解侦查终结的条件,准确把握侦查终结的证明标准,对准确、及时追究犯罪,有效地保护无辜,提高刑事诉讼效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依据法律,对刑事诉讼实务中侦查终结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探析。     

刑讯逼供的证明机制

对刑讯逼供存在与否的证明属于程序性事项的证明,其证明同时涉及一般的证明标准和程序性裁判中的证明机制问题。刑讯逼供的事实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使对这种事实的证明在实践中很难完成,因此应当明确:刑事实体法追诉中的刑讯逼供证明的证明责任由新的公诉机关承担,证明标准也应于普通案件中的证明标准有所不同,同时,法官不应承担证明责任。     

论公证的证据效力

证据效力是公证的基本效力之一,也被视为公证与私证的主要区别。公证的证据效力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公证证明的内容属于司法认知的范畴;二是从证据材料的优先性来看,经过公证的书证证明力大于一般的书证。公证的公信力是公证证据效力的渊源,而相关法律规定也为这种公信力提供了保障。公证证据在诉讼证明中可以成为书证,经过公证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属于可予认知的内容,只是在形式上具有初步可信的证明效力,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辩驳和推翻的。目前,公证证据在我国仅适用于民事诉讼,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应受到限制,一般不宜成为司法认知的对象、不能直接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日常心理学在公证实践中的运用

公证是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公证机构要确认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就要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明材料进行审查,由于申办公证的证明材料一般由当事人自己提供,缺乏对立方的相互质证,当事人所言是否客观、真实、全面,直接影响着公证结果,因此公证员在审查材料的同时,还应配合其他一些辅助手段,听其言,观其行,察言观     

浅议刑事证明责任制度相关问题

刑事证明责任制度,在我国刑法诉讼中具有重要地位.如果案例事实的真伪模糊,通过科学、有效的证明责任分配作用,为法官判案提供客观法则,从制度、程序、原则等多方面确保诉讼争端的合理解决,有效提升解决诉讼争端的高效性、公正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结合影响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相关因素,对完善刑事证明责任制度的有效途径进行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