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有“吾不如”的清醒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美德。据《史记·高祖本纪》载,刘邦在总结楚汉之争得失时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刘邦所说的“吾不如”,印证的就是这一美德。     

倾力而为 圆八顷脱贫梦

2018年初,我原本将结束与妻儿10年的两地分居生活。恰在此时,组织上选派第二批工作队开展驻村帮扶工作,于是我来到千里之外的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八顷村开展扶贫工作。到村第一天,一个巨大的难题就摆在了面前:村里从海南引进了玫珑瓜项目因缺资金无法建大棚。到村第二天,我就带着工作队员和村干部踏上了求援之路。     

近代荷属东印度华侨抵制日货运动

由于近代日本侵华,荷属东印度华侨与祖国同胞及东南亚各属侨胞联动,多次发起抵制日货运动.随着有关运动的组织方式日趋成熟,当地华侨与日商之间的商业矛盾也逐步激化.这种对立在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初达到顶点.因受到复杂的国际因素和荷属东印度华侨自身商业特点的影响,虽然这场抵制日货运动与之前相比更具组织性,却未能持久.另一方面,日本虽欲积极反制,却无法撼动当地华侨的支配性商业地位,于是便将彻底瓦解当地华侨抵制日货运动的希望寄托于日军占领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地区.     

中国乡村社会的治理与乡制变迁

中国传统社会千年相承的乡村体制只是在近百年内才发生转型.在乡制的转型中,虽然交织着国家权力强化与社会力量成长的矛盾性发展,但占主流的始终是前者.自晚清以降,支配与指导乡制改革的价值理念始终是工具主义,即仅仅将它作为强化国家权力控制力的手段,作为一种新的更有效的治理工具,而没有同时强调其制约国家权力、维护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内在价值.因此,一旦国家权力感到不再需要,就完全有可能将基层政权的民主自治性质弃之不顾.这种缺陷,既直接反应在乡制变迁的曲折历程上,也反应在现行乡镇体制的实际运作中.     

人在他乡

这些年来，我走过了异乡，经历了异乡，也流落过异乡，异乡的风风雨雨像铅石一样击打在我生命的基座上。     

邓小平和香港唐氏父子

香港唐氏父子，即父亲唐翔千，曾任香港工业总会及香港棉纺业工会主席，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1985年任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1992年受聘为港事顾问；儿子唐英年，现任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长。     

社旗山陕会馆

社旗山陕会馆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清代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后期工程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至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竣工。会馆坐北朝南．总占地面积10885。29平方米．建筑面积6235．196平方米。整体建筑分前、中、后三进院落。位于中轴线上的建筑有琉璃照壁、悬鉴楼、石牌坊、大拜殿、春秋楼。两侧相陪有木旗杆、铁旗杆、东西辕门、东西马厩、钟鼓楼、东西长廊、腰楼、药王殿、马王殿、道坊院等。其中春秋楼及其附属建筑于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为捻军所焚，现存建筑152间。     

“是什么在阻碍着我们发展”—三台山德昂族乡采访手记

正驶入快车道的改革开放,让大多数地方和民族面临着极好的发展机遇。然而,对云南省一些人口较少、底子单薄的民族来说,发展的步伐并不轻松,为配合“兴边富民行动”和“扶持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发展”计划的实施,本刊今后将陆续刊出记者到这些民族地区采访的实录,从媒体的角度探索一些问题,为他们的发展尽一分力。德昂族是云南省独有民族,也是一个跨境民族,国内人口17052人(2000年公安户籍统计),国外人口估计25万左右。国内德昂族主要居住在德宏州,人口12488人(其中潞西市8682人,瑞丽市1485人,陇川县1072人,梁河县623人),此外,临沧地区(3406人)、保山市(1071人)等也有分布。三台山德昂族乡是德昂族最大的聚居地,是全国仅有的两个德昂族乡之一,另一个是临沧地区镇康县的军弄佤族拉祜族傈僳族德昂族乡。     

新晃县碧朗乡推行村务票决制的调查

新晃县碧朗乡党委、政府针对本乡的实际情况,作出了建立健全"一事一议"制度,推行村务票决制的决定,通过实施村务票决制,有效地推动了村民自治,取得了一些实实在在的效果: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号召力、战斗力明显增强;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群众情绪初步理顺;群众的自制意识和决策能力逐步提高;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产业开发步伐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