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质与推进思路

文化振兴既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在乡村文化振兴过程中,要保持乡村文化的连续性,坚守乡村文化的伦理性内核,坚持乡村文化的整体性,推动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实践层面,乡村文化振兴应坚持农民、家庭、社区“三位一体”的文化发展策略,即坚持农民主体,强化家庭本位,推动社区“重建”。     

提升乡村治理绩效的系统思考

提升乡村治理的制度绩效是一项涉及到理念、制度和结构的系统工程,主要包括:改变传统的对立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先进的"强国家-强社会"互强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理念来指导乡村治理;改进和完善国家法律法规、省级地方法规、各级地方性执法规定以及村级规约,提高相关制度设计的质量和水平;优化乡村治理的结构,主要着眼点在于规范两委关系、乡村关系,提高村委会选举的质量,拓展村民代表会议的功能等.     

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村老年组织参与基层维稳的逻辑与价值——基于浙北“六老办”的个案研究

乡村振兴进程中加大农村老年组织参与基层维稳工作,可以大幅度降低基层政府的维稳成本,提升基层维稳的治理效率,促进农村发展的实质绩效。本研究以农村老年组织参与基层维稳为分析视角,通过对浙北“六老办”的个案考察,论述了农村老年组织在基层维稳中的治理逻辑与价值。研究发现,浙北荻港村建立的新型村级“六老办”维稳助推法,通过充分发挥村里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职工、老农民、老队长的作用,承担着政策法规宣传员、民主管理监督员、环境卫生督查员、矛盾纠纷调解员、关心下一代辅导员、不稳定因素排查员的职责,有效地化解了荻港古村保护过程中的矛盾、冲突及纠纷等问题,维护了村庄的稳定发展。基于此,现阶段应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倡导农村老年组织参与基层维稳,保障农村老年组织在参与基层维稳过程中的法律地位及基本权利,是农村基层维稳机制发展的有益探索。     

"过剩之地":超大城市的乡村振兴——以上海为例

乡村振兴是国家战略,也是上海未来发展的应有之义。与其他区域脱贫式、整体性乡村振兴不同的是,上海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立足超大城市的社会经济条件,克服资本下乡的逐利本性,在新时代物品充裕的条件下,探索与重建乡村价值,让上海的乡村成为别样的江南,实现包容性乡村振兴。     

村规民约的文本和背后的治理议题及演变——以浙江省衢州市上洋村十版“村规民约”为例

村规民约文本内含着村庄治理的基本内容,前后不同的版本忠实地记载着治理变迁的历史信息。对衢州市上洋村十版村规民约进行文本分析来追寻三十年来乡村治理变化的轨迹。从文本的内容、功能、语言表达等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其修订是以问题与政策、共治与共享、限制村域内权威为导向,其背后治理议题逐渐地从整合控制论、义务论、整体利益论、村落身份认同论走向权利论、主体论和平权论,从工具论走向工具与权利、价值融合的治理轨道上。这些印迹与村治演变过程恰恰是中国多数村庄所经历着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洋村并非是独一无二的,借其可以窥见乡村社会之普遍表现形态。     

以法治力量振兴乡村

2020年11月23日,贵州省宣布最后9个深度贫困县退出贫困县序列,这不仅标志着贵州66个贫困县实现整体脱贫,也宣告了国务院扶贫办确定的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至此,全国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已经完成。     

快乐暑假

<正>“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作为“双减”政策落地后的第二个暑假,贵州各地纷纷开展了一系列集教育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暑期活动,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乐、乐中思,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近年来,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和凉爽的气候条件,贵州着力发展避暑度假旅游,培育融度假休闲、游憩观光、文化创意、乡村旅游于一体的避暑度假旅游产品。如今,避暑旅游已成为贵州的一张靓丽名片,“冬天到海南,夏天到贵州”成为国内众多游客的共识,“爽爽的贵阳”“凉都六盘水”等品牌深入人心,被市场广泛接受。     

“检察+”助力乡村振兴的探索

随着乡村振兴政策的加持,农村基层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升,但仍面临着自治能力不足、法治建设水平不高的局面。福建省石狮市检察机关作为基层法律监督机关,发挥一线优势、依法能动履职,将检察职能与基层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探索出一条具有检察机关特色的“检察+”助力乡村振兴的模式。伴随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基础检察机关还要在“检察+”模式的基础上,立足主责主业、参与乡村治理,守护绿色生态环境、强化溯源治理创造美好人文环境,助推乡村振兴取得新成效。     

乡村振兴背景下“四维一体”防止规模性返贫长效机制构建

贫困治理政策亟需适时而变并朝着新的治理方向及时做出调整。通过对比脱贫攻坚时期与乡村振兴背景下的贫困治理目标、治理理念、治理手段、治理范式的转变,厘清返贫的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通过落实“吹哨人”责任,完善防返贫监测机制;强化多元共治,构建党政社协同治理机制;拓宽发展渠道,构建持续增收内生动力机制;优化扶贫政策,建立政策动态调试机制等“四维一体”防返贫长效机制,破解返贫风险、守住脱贫攻坚成果。     

乡村数字治理中农民主体性问题研究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乡村不动”的困境延续到了乡村数字治理中,表现为乡村数字治理的官僚化、悬浮化、形式化和技术化,本质为农民主体性的缺失。与数字改造伴生的国家政权干预压缩了乡村自治空间,悬浮型乡村治理结构中干群关系的松散难以产生有效动员,以及农民自身数字能力贫困的制约,阻碍了农民主体性的实现。须通过还权赋能,提升农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意愿、能力和权利,重塑农民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