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同情国企老总的“三无”哀怨

正方言在5月21日的《长江日报》撰文说,财经作家吴晓波近日撰文《宋林的悲剧》。文章说,一位央企领导人曾自嘲是"三无人士"——无存在感,无论企业管理得多优秀,都得不到民众和社会的认可与尊重;无兑现感,无论经营业绩有多出色,都与自己的收入不匹配,与同资本等级的民营企业家相比更是判若云泥;无安全感,随便任何人都可以"实名举报",坐车、吃饭、旅行、收受礼物、与异性合     

中国文学的焦虑彻底放下了

套在中国文学上符咒般的焦虑彻底放下了。那只悬在楼上的靴子终于掉下来了,因为该得的奖项终于得到了莫言获得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引起了非常多样而有趣的反应。在没获奖之前,许多人觉得中国本土作家不可能得奖,因为作家不够普世不够风骨,总之不够标准。但瑞典文学院没理会这些微博上的议论,比我们胆子大一些。在发奖之前笔者曾多次说,如果华人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莫言是内地无可争议地最接近这一奖项的,但     

大师的手(下)

这时候我注意到他的手。他的皮肤出奇地薄,修长的指骨和瘦峭的骨节暴露无遗,青色的血管在指骨间伏走清晰可辨。这可能是世间最无力、最不能承担托举之劳的手了。但他却对我说,告诉老王,就这样发吧。当我朗诵完毕,从自己幼稚的激情中走出来,希望唤起对面这位老人同样的感动时,他却平静地对我说,就这样发吧。     

诺贝尔文学奖的多棱镜——莫言获奖反响评析

世界上没有哪个奖项像诺贝尔奖一样经营得这么成功,每年"开奖"都会成为全球关注的重大新闻。这得益于它丰厚的奖金,得益于一套相对合理的评奖机制,也得益于举办者是较少卷入国际利益纠纷、多数时候能保持客观中立的北欧小国,100余年来能保持评奖结果总体上的公正权威(尤其在自然科学奖方面)。在社会舆论上,诺贝尔奖则常常成为一个国家、民族的科学文化事业在世界格局中地位的判断依据——尽管在评价标准上,对和平     

倘若作家爱上了音乐

贝多芬说:我情愿写10000个音符,也不愿写一个字母。而我,情愿用10000个字,去换贝多芬的一个音符。但我知道,他根本不稀罕。有什么办法?在伟大的艺术与它谦卑的粉丝之间,就存在着这种不平等。但我依旧虔诚地朝拜着,并且相信:每写下10000个字,就与音乐圣殿的距离又近了一个音符……按说作家是以写作为工作者,可倘若他们心有旁骛,另有所爱,比如说爱上了音乐,那种状况好比是"新干线没有好好地在新干线的线上跑,冲到了都内电车的线路上去了"(一位作     

旧金山首位民选华裔市长谈从政华裔精神包容接纳

旧金山华裔代理市长李孟贤日前在旧金山市长选举中高票胜出,成为旧金山160年历史中首位民选华裔市长。在被问及身为旧金山首位华裔市长,有些什么特别的计划时,李孟贤说,关丽珍市长和我上任之后,一起庆祝奥克兰和旧金山同时产生第一位华裔市长。我们希望能够配合海湾大桥的重建工程,以一起步行或骑脚踏车横越大桥的方式,庆祝两个城市产生首位华裔市长。华人19世纪来美国建铁路,铁路工人的形象就一直跟着我们。现在我们两人当上了市长,希望用横跨大桥的     

哈金的《移民作家》与“家”之情愫

哈金新近之作《移民作家》通过对旅居海外移民作家的讨论,重在指出移民作家应该成为本民族的代言人;他们在用他国语言创作时应汲取本民族语言之精华,将其融入自己的书写之中,从而形成移民作家自己独特的风格;移民作家应该用笔在故土之外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纵观哈金的作品,"家"之主题总是贯穿其中,这一情结的产生与作者特殊的移民身份不无关系。     

面中观乾坤

南人好米,北人爱面,我是北人,自是如此。面食有千百种做法,数不胜数,这里所说的是狭义上的吃面,即有汤有水的吃法,像清汤挂面、刀削面、拉面、手擀面,等等。至于挂面,则不在其中,从小到大,对挂面就没有什么感觉,多半因为它是机器加工出来的,吃起来不筋道,没口感。手工做的都是好东西,最有名的是手擀面,做的时候须颇费些功夫。面要和的好,不软不硬,恰到好处,擀面要均匀,不薄不厚。我的外婆做得一手好面,让人百吃不厌,回味良久。究其原因,在于她     

海外当代中国研究成果评析的新进展——评《中国共产党转型与中国的变迁——海外学者视角评析》

正21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对海外当代中国研究成果的评析工作不断向纵深推进,涌现出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其中,闫健博士所著的《中国共产党转型与中国的变迁———海外学者视角评析》(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10月版)一书,就具有很高的代表性和典型性。第一,从学术概念上来说,作者对基本概念内涵与外延的界定比较严谨。任何学术著作和论文,都必须有自己的核心论点,其中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基本理论概念的界定。该书对于学术理论概论把握得就比较恰当。首     

廖信忠：两岸民间文化的“搬运工”

60多年来，两岸因为台湾海峡的地理距离和政治文化因素，双方难免会有对彼此的误解、好奇。台湾作家廖信忠就是这样一个民间文化的“中介商”、“搬运工”，他在《我们台湾那些年》一书中，用通俗轻松的大白话，向大陆民众讲述了一个你所不知道的台湾．讲台湾几十年来的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