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教育 法治:反贫困的协同保障体系

贫困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产生、发展和解决在更多意义上植根于社会。因此,反贫困不仅在于政府的扶贫,更需要整个社会构建一个强有力的协同保障体系。其中,医疗保障反贫困是反贫困的外在支撑,教育保障反贫困是反贫困的源头活水,二者构成反贫困保障体系的两个重点,法治保障反贫困是反贫困的内在根基。医疗和教育保障反贫困是法治保障反贫困的现实起点,法治保障反贫困为医疗和教育保障反贫困提供制度化、稳定化支撑。三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构成反贫困的协同保障体系。     

加强治理能力建设 充分展现国企担当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并对国企在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完善分配制度、有效防范风险、鼓励科技创新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大型国有企业,必须以自我革命精神抓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带领16万职工做好安全、稳定、建设、运输、经营等各项工作,切实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集团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果。     

创新基层社区治理模式的思考

基层社区治理创新的核心就是在加强党委领导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形成联动协同的工作格局,优化社区治理结构,构建起社区自治、居民共同参与、不同群体深度融合的局面,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深圳在社区治理改革中要敢于创新,大胆试新,在全国发挥示范、引领和排头兵、尖兵作用,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来统领与推动社区治理的各项工作,以基层社区治理体制的创新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农村食品安全治理中的公众参与:问题识别与路径选择——基于天津市调研的实证分析

在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治理格局背景下,当前农村食品安全监管面临突出困境。从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的视角出发,推进农村食品安全监管中的公众参与制度建设,对于实现农村食品安全长效治理目标,具有基础性战略支撑意义。在实证调研的基础上,以天津农村为"解读样本"的调查研究表明:当前我国农村食品安全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在参与意愿、参与能力、参与途径、参与行为,以及参与机制和组织化程度等方面,均存在明显缺陷和不足。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农村食品安全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制度的总体思路和推进路径,进行多维度探析。     

大学内部规则的治理功能

目前,我国对大学内部规则的研究尚处在初始阶段,现有研究称谓也不尽相同,研究重点一般也放在其法律性质及效力上。本文在明晰大学内部规则的含义、性质及其分类的基础上,分析其治理要素以及其组织、管理、监督和激励功能,并指出目前我国高等院校内部规则存在的些许问题。     

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卷化"与行政权运行逻辑

"内卷化"已经成为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障碍。"内卷化"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基层自治培育的不断努力与自治性功能弱化之间的悖论;二是基层治理中权力的弥散化与权威弱化及功能性不足之间的悖论。"内卷化"微观运行的基础是权力共生网络,依凭权力共生网络可以建构三种权力行动逻辑。支配—适应、协同—合作治理理念下的权力运行逻辑虽然迎合了开放、互动、共生、民主的治理主旨,然而行政权的主导色彩与自治权的功能性不足导致其难以避免陷入"内卷化"的制度困境。基层治理中,亟须培育协调—整合的权力运行逻辑。     

社会转型中的乡村治理:从权力的文化网络到权力的利益网络

社会转型过程中,乡村发生了从传统的"差序格局-伦理本位"到当下的"圈层格局-核心家庭本位"、从熟人社会到半熟人社会等转变。乡村结构表现为利益网络格局,而非简单的文化网络格局。乡村权力结构发生了从"权力的文化网络"到"权力的利益网络"的转型。乡村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的转型促使乡村治理的转型,表现为治理主体多元化和组织基础利益网络化。     

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研究:机制、路径与规范

上海在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构建的探索上走在全国的前列.本文通过对上海市构建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模式基本情况的分析,梳理当前中国语境下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构建的机科、路径与规范,深入挖掘其现实推广价值和存在的现实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的对策与建议.     

乡村治理中的“包干责任制”及其影响

伴随国家治理重心下移,基层治理任务增多,"包干责任制"成为村级组织化解治理压力的重要机制。村级组织内部通过关系型包干、参与式督办、积分制考核与多重化激励等机制保证了治理任务的落实和治理压力的纾解。"包干责任制"实践也带来行政任务社会化和社会事务行政化的乡村治理结构性矛盾,需要乡村治理的技术性与社会性平衡。在理论层面,"包干责任制"是对乡村治理机制研究的丰富,有助于研究者透过此窗口进一步洞悉村级组织运作的内在机制。"包干责任制"虽有行政包干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的痕迹,但其表现出的主体间非契约性关系、权力相对集中、关系型包干、过程干预和多重激励等特点,说明其并非是行政包干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在乡村治理场域的简单复制,而是具有乡土特色的治理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