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性: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基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然包含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和治理目标等治理各个要素的现代化。治理主体现代化就是要培养治理主体具有独立性、正义感、宽容性的公共精神,形成多元参与、和衷共济的格局,确保主体"最小公倍数";治理方式现代化就是要形成法治、德治互济的局面,筑牢社会"最大公约数";治理目标的现代化,就是要凝心聚力、同舟共济建构国家"最大认同量"。     

推进“三社联动” 扩大群众参与 将社区治理现代化建设不断引向深入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任务,明确了"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改革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当前,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为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必须坚持基层在先、群众优先,服务为先的基本原则,促进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和社会工作队伍建设联动发展,最大限度增加创新要素、丰富创新实践,率先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实     

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法治思考

全球治理体系是一个具有特殊含义的概念。全球治理的法治背景是发展权利宣言,全球治理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紧迫课题,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全球治理的示范模式。中国方案的提出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能力的最佳体现,中国方案列举的举措构成了全球治理体系新的框架设计,中国方案的内容充实了全球治理体系的丰富内涵,中国方案的实施展示了中国应对全球治理的高超智慧。     

社会治理建构的反思性阐释

在工业社会中,民主与法治是社会治理的基本框架,然而,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却表现出非常复杂的情况。随着政治与行政的分化,在对政治的观察和思考中,发现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在理论上可以成立的可能性,在现实中,我们所看到的一直是形式民主。而且,在一些国家对实质民主的追求中,走上了专政之路。同时,政治与行政分化后的行政则是在技术主义和法治两条道路上加以建构的。从20世纪行政发展的情况看,虽然民主和法治是一个基本框架,但在行政集权化倾向日益明显的情况下,要求把民主程式引入行政过程的声音也出现了,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性改革运动中,也做了诸多探索。但是,在这场全球性的改革经历将近四十年的时间后,社会治理的状况并未得到改善,反而出现全球风险社会以及危机事件频发的问题。对其进行反思,发现原因在于,没有根据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要求去建构适应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社会治理模式。一旦提出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问题,就会发现,应当以道德作为其出发点。     

财政立法要切实服务于国家治理

正在现代国家,财政并非仅仅是"财"的问题,而更多的是"政"的问题,正如亚当斯密所言,财政乃庶政之母,故有政必有财,财为政之资。基于财政的政治性和社会性,法治成为现代公共财政的必然要求。确立财政运行基础及规则的财政法,其价值并不在于它是理财之法,而更多地体现为它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法,     

建立水电开发库区社区共同治理发展机制研究

水利水电开发库区和移民安置区如何破解"资源诅咒"现象,是必须重视和解决好的一个重大课题。从水利水电开发库区和移民安置社区共同治理发展机制的内涵看,两者有达成共识的可能。如果能建立库区社区共同治理的发展机制,搭建一个水电开发投资者、工程建设区的移民、原住村民、地方政府等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平台,通过协商和谈判,即可达成契约,实现水电开发库区与移民安置社区共建共享。     

矿山环境资源保护法律问题研究——由山西煤矿矸石山治理引发的环境法律思考

近年来,随着世界能源紧缺,资源价格出现暴涨,煤炭资源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与此同时,由此所引发的煤矿开采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已经到了令人担忧的地步,特别是采掘煤层之后堆积形成的煤矸石山,甚至已危及到了当地群众的正常生活。一些相关领域的专家从环境保护和法律完善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治理矸石山的措施以及规范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议。本文概述了我国煤矿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危害,在分析煤矿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进行法律思考,并提出了相关的立法、司法建议。     

加强大型工程项目社会风险治理 消除衍生灾害隐患

从2011年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爆发到现在,已经过去一年多时间,其对生态环境、国民心理以及社会经济的影响至今未能完全消除。这显示出大型工程项目在造福人类的同时,本身也隐含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即大型工程存在长期的、深刻的社会风险。类似的大型工程项目,如三峡水利工程,对库区地质灾害的影响;大型海上钻井平台,存在溢油而导致海洋污染的威胁,上述衍生灾难的风险影响日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由此凸显了大型工程项目社会风险有效治理的紧迫性与必要性。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一系列大型工程项目相继启动实     

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村治功能的提升:基于合村并组的思考

合并村组拓展了新农村建设的体制空间,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必要性。但它给乡村治理也带来了新的矛盾与困惑并成为其被质疑乃至否定的原因。这种治理困境一方面固然与村庄规模急剧膨胀有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农村自治组织体系的残缺和乡村社会发育的不成熟,使源于个别村庄自身创造而后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广的乡政村治治理模式缺乏必要的社会资本,国家权力因此在乡村变革中显得局促与偏激。而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能够有效制约合村并组中行政体系对村庄政治的吸纳,促进多中心治理格局的形成;重建社区生活的公共性,消解合村并组后自治组织的开放性与原有村落权力文化及社会关联的封闭性之间的冲突;弥补村组合并后公共服务的不足。因此,从根本上消解合村并组后的治理困境,提升村治功能,必须在合理规划合村规模、创新村庄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坚持国家推动与社会发育相结合,通过政党引领、政府催熟和社会组织的自我涅槃,丰富和完善农村自治组织体系,培育村庄内部的自主性资源和自主性组织结构,通过把社会组织的力量牵引到乡村治理中来,实现现代国家在农村的建构与村民自治的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     

十八届四中全会与你我有何关系

《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主办的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政文”10月22日发文《十八届四中全会，与你我有嘛关系？》，解读四中全会与普通民众的关系，全文如下：因为依法治国的主题，四中全会举世瞩目，万众期待。普通如你我，为何对这高大上的会议如此期待？因为法治不仅是宏大的，也是具体的；它关乎国家治理，更关乎百姓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