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合同的单方解除权

由于我国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合同观念已渐深入人心。但与之相应,当事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时面临的风险与困惑也越来越多。因此,本文从合同的解除权入手,重点阐释和分析合同法中解除权的概念特征、发生原因和适用范围,力求在遇到解除的适用情形时当事人能合理加以运用。     

对待给付风险与违约救济方式的关系

《合同法》第94条法定解除权不足以解决履行不能中的各种类型,如不可分之债中的部分不能与不可修复之瑕疵给付,故而需在第94条中构建履行不能之一般法定解除规范,但即便构建履行不能之一般法定解除权亦不足以排除《合同法》中的风险负担规则。就体系而言,风险负担规则并不与"以结果为导向"的违约损害赔偿责任相冲突。《合同法》中损害赔偿制度应贯彻过错责任原则。在此基础上,解除权、过错责任体系下的损害赔偿及对待给付风险负担规则为履行障碍法中的风险分配提供了多元化手段,确保了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利益衡平。     

台湾法上的一般法定解除事由与特别法定解除事由

解除权依法律之规定而发生,谓之法定解除权.法定解除事由又分为一般法定解除事由与特殊法定解除事由.     

从In re Baxter案解读美国无效制度

In re Baxter案中,美国专利商标局与初审法院基于基本相同的证据得出了不同的专利无效结论,上诉后,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依据多数意见维持了美国专利商标局的无效结论。通过对In re Baxter案的分析,能够深入了解美国的无效制度以及其中的重要原则。     

《民法典》背景下违约方合同解除权制度的完善建议

《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规定了合同解除权问题,在合同陷入僵局时赋予违约方合同解除权,能够让违约方在合同中“脱身”,提高民事交易的效率。传统理论认为违约方不具有合同解除权,但司法实践中出现大量的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案例,在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问题研究上,需要从立法上赋予违约方在符合特定条件下的合同解除权,完善《民法典》关于违约方合同解除权规定存在的理论逻辑问题,使得违约方合同解除权更适合司法实践的发展。     

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行使——以限制性为视角

《民法典》第九百三十三条以有偿、无偿为标准对委托合同作出了区分,但未对其适用范围进行限制。本文认为,从目的性限缩解释角度出发,应当排除任意解除权在混合合同中的适用。原因在于,对民事、商事委托进行区分有其特定的理由,商事委托中任意解除权存在的正当性低,应当严格限制适用。例如,商事委托中排除特约有效,民事无偿委托中排除特约无效,民事有偿委托中排除委托人权利的特约无效,排除受托人权利的特约有效。     

对生效裁判精准监督是做强民事检察的基础与核心——检察指导性案例第157号评析

<正>检察指导性案例第157号陈某与向某贵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抗诉案（以下简称“检例第157号”）中,检察机关针对当事人穷尽各种方式均无法解除房屋租赁合同的窘况,精准运用民事检察抗诉方式对已生效民事裁判予以监督,确保租赁合同解除权制度准确适用,实现了经由民事检察监督对承租人合法权益进行救济的良好效果,对规范开展民事生效裁判监督工作,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提升民事检察工作质效,具有积极示范意义。     

卡托维兹一揽子计划:美国之后的气候安排、法律挑战与中国应对

卡托维兹一揽子计划是特朗普宣布美国将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之后,国际社会出台的第一份关键性气候安排。该计划包括了多个重要议定成果,但最为关键的仍是,其正式出台了《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这意味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正式开启了《巴黎协定》法律规制的全面适用,但同时也意味着包括中国在内的缔约方将面临新的法律挑战。为此,须高度重视《巴黎协定》及其实施细则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法治化建设。     

论基于优益权的行政协议单方变更解除权之行使

行政机关在行政协议中享有基于优益权的单方变更解除权。单方变更解除权的行使体现了公共利益优先、公私法益平衡及契约严守的理念。实践中,滥用行政优益权、混淆单方变更解除权类型、程序规范不足、赔偿补偿标准模糊等问题阻碍了单方变更解除权的规范行使。因此,需通过规范行政优益权之行使、厘清单方变更解除权的类型、健全程序规则、明确赔偿补偿标准等途径来完善其行使规则和相关制度。     

违反合同附随义务的解决路径

我国《合同法》借用合同概念对不同阶段的附随义务分别作出规定,并分别针对不同阶段的附随义务,各自适用独立的请求权基础、归责原则和法律责任.《德国民法典》用债的概念对附随义务进行法定化,实现了各阶段附随义务请求权基础、归责原则的统一.这值得我国立法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