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民论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外交析

胡汉民是国民党元老之一,1933年1月~1936年6月,胡汉民在广州创办了《三民主义月刊》,公开针砭时政。其中有关南京政府对日外交的论文十余篇,抨击南京政府依靠国联制日、求助列强抵御日本、国际合作外交以及对日妥协的外交政策;提出一系列抗日外交主张,即从直接交涉到武力抗战。并指出“降日是绝路”,抗日“是我们唯一的生路”。胡汉民既有借抗日而反蒋的目的,也表现了鲜明的民族立场,颇有研究的价值。     

全国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对红军接济的实现

全国抗战爆发前，经国共两党自1936年初以来的谈判。南京国民政府实现对红军的接济．此问题的有关细节散见于一些著述、回忆文章中．尚无一篇完整集中的考证论述。本文试就此问题予以初步梳理。以还原这段鲜为记述的历史。需要说明的是，“接济”是20世纪30年代末的用语．意指在非列编情况下的筹借或给予。南京政府给予红军的接济内容，主要包括被服布匹、药品器械、钱款等。     

西安事变斯大林第一份密电之谜

西安事变发生后,莫斯科与中共中央电讯往来的情况一直是个谜。迄今为止,只有斯大林的两份密电分别在张国焘的回忆录与斯诺当年的文章中被含糊地提到。本文就张国焘回忆的这份电报究竟何时到达,又起了什么作用,做一个初步的阐述。     

1949年国共和谈的由来(上篇)

1949年4月1日至20日,中共代表团与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就国内和平问题进行谈判。这本是一次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的机会,但由于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国共和谈破裂,随后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那么,此次国共和谈的背景是什么?双方当时各自对和谈持何种立场?双方又是如何坐到一起谈判的呢?     

1949：毛泽东拒绝“南北朝”

1948年底国共大决战胜负已分，南京政府精锐丧尽，人民解放军已饮马长江北岸。四面楚歌的蒋介石，被迫于1949年1月1日发表了被毛泽东称为“求和声明”的《元旦文告》，表示愿和谈下野，意欲通过谈判使中共停止进攻，争取时间整顿兵马，卷土重来。“代总统”李宗仁也要求与中共谈判，希图谈出一个“划江而治”的局面，坐稳江南半壁江山。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面临兵变危机

股肱部下举棋不定 1936年12月12日凌晨3时．张学良在西安金家巷接到孙呜九从临潼打回的电话后，自知捉蒋兵谏已成事实。张学良意识到将面临的军事威胁：即南京政府在获悉蒋被捉的消息后．肯定派大批中央军西犯，而潼关则是保证“事变”是否成功的重要关隘。他这才明白事变前没对潼关进行军事部署是重大失误。     

袁隆平的幽默

1938年4月，在苏联军事顾问的亲自指挥下，南京政府曾派出轰炸机群，对日军驻台空军基地进行了毁灭性打击。此举震惊日本朝野。     

探寻历史深处的真实世界——评《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

黄道炫著《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以下简称《张力与限界》)自2011年11月出版以来,学术界、知识界反响热烈。就笔者的体验而言,阅读该书的过程,是一次跟随作者一起探寻历史深处的真实世界之旅:既有的先入之见犹如一张陈旧的地图,其标注的某些地点、方位甚至坐标,不得不在作者所触及的真实世界面前不断地被校正、修改乃至颠覆。一、重新阐释第五次反"围剿"     

南京国民政府监察制度探析

监察制度是一个比较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在我国政治民主生活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南京国民政府以孙中山先生五权宪政理论为基础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监察制度,并积极付诸实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政府官员的违法失职行为。但是,在国民党一党专政体制下,立法的设计与司法的现实相去甚远,监察制度不可能彻底遏制政府官员的腐败。但其所设立的监察制度的独立性、广泛性、权威性等特点,于今天还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军统“美男计”智擒汉奸黄浚

抗战初期，国民党南京政府内部最高层出了一个重大间谍案——黄浚父子泄秘案。黄浚父子利用职务之便，又拉拢一部分人，组成了以他们为首的卖国小集团，替日本侵略者服务，以换取日本人的赏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