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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总体而言,中国与东盟其他成员国都有和平共处的意愿,希望将南海问题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截至4月23日,中菲船只黄岩岛对峙进入第13天。20日,"德尔毕拉尔"号军舰及其他部分船只因"工作已经完成"而离开黄岩岛海域;22日下午,中国渔政310船和中国海监84船也离开黄岩岛海域。至此,仍有菲律宾的"埃德萨"号海岸警卫船 相似文献
12.
南海问题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对南海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但因为多方面的原因,南海问题在今天演变为一个涉及"六国七方"且有域外势力插手的主权争端问题。近期来,因区域外势力强势介入及南海周边某些国家的不负责行为,南海因主权争端而出现紧张局面。维护南海和平,符合所有相关国家的利益,也是大多数国家的愿望。在南海主权争端问题上,目前出现了集体安全与合作安全两种理念。比较两者,合作安全更有利于南海主权争端的解决与持久和平。 相似文献
13.
黄冕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7,(4):40-55
"航行自由"本是国际海洋法的一项基本准则,然而近年来"航行自由"却成为美国精心包装下用以渲染南海地区"中国威胁"并借机在周边海域实施军事寻衅的政治话语,沦为美国借以防范中国海上力量崛起、实现海洋霸权护持的舆论工具。美国对南海"航行自由"的恶意炒作,不仅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及南海地区安全造成损害,由此凸显的中美关于南海"航行自由"的论争也成为影响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症结。在美国幕后台前都推动南海局势升温的过程中,中国在现实困境的倒逼下逐步形成了对"航行自由"话语较系统的认知理解,对从西方传来的"航行自由"话语经历了由谨慎怀疑到逐渐接纳的态度转变,在话语使用上也从被动反应开始向主动应对的姿态变化,体现出中国政府在话语表达上走向自信与成熟。中美关于南海"航行自由"的论争表面上是话语的比拼,其背后是海权和利益的角逐,中国应保持和加强与美国在各个层次上的战略对话以管控双方分歧,就"航行自由"话语拓展共识和寻求合作。中国或可考虑通过对"航行自由"话语内涵的再建构推动南海地区海上安全合作机制构建并体现大国胸怀。 相似文献
14.
顾名玥秦恺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7,(3):117-123
2017年4月26日至27日,由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办的“推进地区安全秩序创新——特朗普时代亚洲的回应”研讨会在南京大学成功举行。 相似文献
15.
越南金兰湾是南海地区的重要战略港口。自2002年收回金兰湾以来,越南在金兰湾进行了一定的经济开发,同时将其打造为越南海军的主要基地。2016年3月,金兰国际港建成开港,至10月已有包括中、美、法、俄、印、日、新在内的多国军舰到访。金兰湾已经成为越南推进军事现代化,开展等距离外交的重要支点,凸显了其在南海的"平衡"战略。面对越南的南海"平衡"战略,我国要采取"再平衡"措施,通过岛礁建设与海军力量削弱金兰湾的战略价值,通过军事政治经济等综合措施抑制越南的民族主义冲动,在坚决维护南海主权的同时避免问题复杂化。 相似文献
16.
孔庆江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7,(3):53-60
南海域内国家利益冲突是南海争端的肇因,而域外势力干涉,以及在法律层面上约束各国在南海地区行为的准则和规范以及争端升级预防机制的缺失,也是争端升级的原因。中国于2014年率先提出"双轨思路"来积极处理南海问题,即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友好协商谈判寻求和平解决,而南海的和平与稳定则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中国与其他南海声索国之间应就设立争端升级预防机制进行磋商作为"一轨",而"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则已成为中国与东盟的共识,应是"二轨"的重点。随着参与、主导国际事务能力的提升,中国正在扩大并深化与他国的合作,中国与有关国家应秉持国际合作精神,早日完成制定《南海行为准则》并开始讨论设立争端升级预防机制,以解决各方共同遵守的南海制度建设滞后的问题,从而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相似文献
17.
18.
2022年5月,菲律宾将迎来新一轮大选,杜特尔特也将卸任总统.而每次大选都是菲律宾南海政策变化的重要转折点.从2010年到2016年"南海仲裁案"后,菲律宾的南海政策,由阿基诺三世时期的追随美国与中国对抗,转向了杜特尔特政府与中国关系缓和,也开始由激进对抗转向合作姿态.但是,即使是表现出亲华倾向的杜特尔特政府仍旧存在着机会主义倾向.如何理解菲律宾政府南海政策前后变化的原因?借助双层博弈理论,文章通过对"仲裁案"前后5年的菲律宾南海政策进行分析发现,这既是菲律宾当权政府与国内反对派政治精英博弈,为了大选争取国内宗教势力、军队以及民众支持的选择,也是中美两国地区战略对菲律宾政府施加影响的结果.在该过程中,不同行为体都利用自己手中的博弈筹码,从而最终影响了菲律宾政府的南海政策走向. 相似文献
19.
自奥巴马政府时期以来,美国在南海问题上不断加大对中国政治干预和外交施压的同时,还日益强化其南海政策的军事化趋向,尤其是越来越多地直接派军舰和军机进入南海海域和空域,以加大军事威慑力度。从传统地缘政治学视角来看,美国强化其南海政策中的军事化趋势,受多重地缘战略目标的驱动。首先,受美国全球地缘战略利益的驱动,以“航行自由”的旗号检验其海上霸权在南海地区的有效性,借以维护美国的全球海洋霸权。这是因为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其海上实力维系起来的。其次,由于欧亚大陆是美国全球地缘战略的核心,因此美国强化其南海政策中的军事化趋势也受其欧亚地缘战略目标的利益驱动,目的在于继续保持和巩固对欧亚大陆的战略“围堵”态势,借助“亚太再平衡”战略补齐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力量短板,继续维护美国主导下的欧亚地缘政治格局。最后,在美国继续推进战略东移计划的背景下,美国强化其南海政策中的军事化趋势还深受其亚太地缘战略目标的利益驱动,即通过把亚太战略扩展为“印太”战略,来巩固美国在第一岛链的军事存在,加强对东亚崛起大国的战略包围。 相似文献
20.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3)条对岩礁“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经济生活”之规定,语意模糊。南海仲裁裁决对此条款的解释及适用更是极具争议。本文依据条约解释规则,从科技运用活动影响岛礁法律地位的视角来发现裁决的问题。裁决并未使用“动态解释法”来解释“不能”的含义,遂忽视了科技进步对岛礁客观能力的积极影响。裁决错误解读“自然形成”的通常意义及上下文,将“自然”条件延伸适用于岛礁的“维持”阶段,排除了外来技术作为“维持”的方法。裁决用《公约》文本找不到的材料推导出条约之目的,忽略“奖励”沿海国以科技发展实现对岛礁的最大化开发也是目的之一。裁决中“接近人类居住能力的界限”不采用人类最低居住标准,无视欠发达国家人民的居住状况,所谓“大规模人为改变”的条件也无法普遍适用。裁决无视任何具有岛屿的国家竭尽所能地运用科技改善岛屿居住条件、维护环境、防止侵蚀和淹没的事实。如此违反条约解释原则、背离现实及国家实践的裁决解释与适用,不具有良好的事实及法律根据。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