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引领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基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路长制的考察

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以路长制推进"微治理",整合多元主体力量确立共建制度、建立共治机制、促进共享实现,激活城市治理的"神经末梢"。这一实践探索发挥了基层党组织在推动共治自治中的组织领导作用,用制度机制保障了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中的参与机会和权利,发挥了自律、互律、他律协同治理的效能,促成了共同参与社会建设,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享有治理成果的善治成效。     

乡村治理中村规民约的完善与发展

为加速实现全面乡村振兴目标,要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对乡村管理的约束与促进作用,从而促进“三治”相结合的乡村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完善。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村规民约面临着一系列的现实问题,同时在制定、执行、监督等方面存在不足。本文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以下完善措施：将“三治”融入村规民约;严格把控村规民约的制定;健全村规民约的监督机制。村规民约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对维护村民合法权益、规范乡村事务管理、实现乡村现代化治理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做依法治省的模范遵守者、自觉推动者——傅传耀、袁周、周忠良、唐世礼分别会见所联系人大代表

“把电话和其它联系方式都留好,今后不管是在工作方面,还是在反映群众意愿方面,都可以和我们直接联系。实在不行写信、发短信都可以。”11月25日至26日,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傅传耀、袁周、周忠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唐世礼在贵阳分别会见各自所联系的人大代表。     

自媒体时代的社会管理创新

传播领域发生的深刻变革,为社会管理创新提出了新的课题,应在此基础上研究如何利用网络平台,最大限度地尊重和依靠人的主体作用,抓住创新社会管理的重大机遇,加强社会管理创新。     

重大公共危机情境下治理效能：注意力分配转移的关键作用

地方干部是理解我国行政系统运转的基础,他们的行为深受行政系统注意力分配的影响。疫情早期受到系统性风险冲击,行政系统功能不彰,可从三个层面理解：面临制度间隙与危机情景,地方干部热衷承担过程性责任,规避结果性责任;传统激励机制惯性牵扯了突变情境新激励机制的效果;行政系统“死机”与疫情信息“黑洞”并存。面临这些挑战,最高决策层通过权力权威、激励与资源配置三种制度化方式引导干部群体注意力分配,有效推动行政系统由“多任务”转变为“危机处理”。结果显示,我国迅速取得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双推进,彰显了“中国制度”的优势。     

自组织理论视角下的人肉搜索现象研究

自组织理论是一种系统理论,它最初针对的研究对象是复杂生命体的结构,后来这一理论的应用范围又扩展至数学和经济学、管理学等领域。将自组织理论引入到传播学研究,分析网络人肉搜索现象是学术探索的一次尝试。自组织理论在传播学中的应用广泛,以“铜须门”事件作为研究案例,分析人肉搜索现象的发生和发展机理,我们能够为处理人肉搜索现象及其类似的网络舆论事件寻找出更好的解决途经。     

协商共治:流域治理的域外经验及本土实践

流域治理因其跨区域、跨层级特色,对多元主体参与协商共治有内在需求。分析日本、澳大利亚、法国等流域治理的做法,展现各国探索多元协商共治的经验,并结合洞庭湖流域协商共治实践,探讨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及基层协商,助力流域治理的可能路径。     

社会治理方略视角下的工作价值观建设:内生逻辑、理念禀赋、路径建构

十九大报告提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强调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两者之间形成了相互贯通的系统观点和思想体系。从其内生逻辑来说,这不仅对价值观建设公共性特质的应然回应,也是我国国家和社会关系嬗变与价值整合的必然要求。价值观建设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社会治理是价值观建设的路径指引。工作价值观作为价值观的重要组成及其在工作和职业领域中的具体体现,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顺应社会治理的模式变迁,将政府、社会、单位和个体纳入工作价值观建设的宏观体系,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类主体对工作价值观建设的最大效能,从而实现工作价值观建设的统筹推进和长效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