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中的种族意象：塑造过程、呈现方式及影响

作为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的重要载体，美国在制定对外政策时受到种族思维惯性的左右，对内表现为决策层与外事团队的多元性失衡，对外则体现在对具有异质种族或文明特性的国家难掩外交偏见。在新冠疫情的刺激下，美国进一步把公共卫生治理困局转化为强调“他者威胁”的外交言行，与国内排亚(亚裔)、仇黑(非裔)、反犹(犹太裔)、拒拉(拉美裔)等情绪相呼应。尽管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旨在修复美国的海外领导力、重树移民国家形象，但鉴于种族主义在美国外交史中的长期发展，种族秩序与其国内政治生态的同构基础和相似逻辑，加之新冠疫情诱发的现实困境持续扰动着美国社会的理性思维，其国际观中的种族意象投射愈加清晰，对美国软实力传播和其“民主灯塔”形象构成了负面影响。     

国内因素对美国实施“印太战略”的影响研究

美国国内因素对美国政府实施“印太战略”具有重要影响。其中，美国政府的领导人意象作为核心因素，从国内层次决定着不同时期“印太战略”的推进和调整。以霸权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对外结盟主义和民主价值观为主的美国战略文化作为深层次因素，对“印太战略”的内容和特征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美国公众、企业、智库和学者等社会各界对“印太战略”的支持即国家—社会关系是该战略得以持续实施的重要原因。总统共和制度、三权分立制度和两党制政党制度等国内政治制度作为操作性因素作用于“印太战略”的具体实施过程。这四个国内因素相互融合、缺一不可，共同影响着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