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县政改革实践：困境与出路

当前,一些地方结合本地实际进行县政改革的实践探索,其中以行政分权为特征的＂省管县＂改革、人大代表专职化改革和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改革最为引人注目。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县政改革探索在实践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形式的困难与阻碍。在此情况下,更需要明确指出,县政改革的根本方向和出路应该是县政自治。为此,需要进行真正意义的政治分权和司法分权,通过确立民众对执政者的制约,建立真正意义的责任政府;通过强化司法制衡来制约地方的政治行为,维护公共利益的制度底线。     

让市民尽快吃上放心水——固始县政协助推县城饮用水安全建设工作侧记

对前瞻性、战略性和群众关注度高的课题开展调研工作,是政协积极参政议政、助推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途径.为了让县城群众用上放心水,固始县政协通过专题协商的形式,专题助推市民饮用水安全建设工作.     

县委书记集训背后的政改思考

3月的北京已见新绿,中央党校迎来了300多位天南地北的县委书记,经过暂短的轮训后,他们又将重返基层政权所在地.专家们认为,新一轮密集轮训"县官"的背后,也许蕴含着县政改革的深意,要变以往的向上负责为向下负责."县官"非同一般     

中西部地区发展型县级政府治理困境及其纾解——基于广西的调查与分析

财政困难、权力困局、行为困惑集中反应了中西部地区以行政权主导经济发展的发展型政府面临的治理困境。政府权力与市场机制关系的扭曲,运动式治理违背市场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县级政府职能残缺,乡级政府职能碎片化,是造成困境的根本原因。广西一些县级政府为摆脱困境所做的改革尝试,是在既有体制下为回应市场、社会和公众的要求所做的公共服务创新,无论是土地流转、科技下乡,还是农事服务进村、公推直选乡镇党委,都体现了更多的分权、更多的民主、更多的公众参与和公共服务,更多地顺应市场规律的特征,它也预示着县政改革的未来方向。     

那些日子——1921年夏天嘉兴南湖的记忆

嘉兴知事汪莹焦头烂额 1921年入夏后。嘉兴知事汪莹的日子就不好过。这个署理县政不到一年的安徽人，遇上的尽是坏消息。 农民告荒、粮油失供、洋价贬值、物价飞涨的报告不断涌进县公署。     

梁漱溟与山东县政革新

1938年1月24日，蒋介石以“丧师失地”等罪名将韩复榘处死，为时7年多的蒋韩矛盾画上句号。同时落幕的，还有梁漱溟苦心经营7年的乡村建设。 选中邹平 1928年，李济深主政广东，邀请梁漱溟去进行村治实验。但是，还没来得及实施，广东政局就发生了变化，李济深被蒋介石扣押，梁漱溟的实验遂成空中楼阁。     

群体性事件中的县政治理透视——基于政策冲突视角的分析

县域政权处于"政策决策与政策执行"的接点部位和触点区域,成为各项政策博弈的"集结地”和基层矛盾的直接冲击对象.县政在中央政策和地方政策的博弈中纠结,在经济政策和生态政策的取舍中挣扎,在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的冲突中迷失,致使治理的"接点部位”成为矛盾的燃点区域.也正是基于政策冲突对县城群体性事件生发的重要影响,从而为群体性...     

一块厚重的引玉之砖——《县政丛谈》读记

去年端午时节,湖北省人口计生委副主任董尚荣同志赠送我一本由他撰写、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县政丛谈》一书。董尚荣同志亦如多数文人、作者一样,在赠书的扉页上留言——赠良发同志斧正。我反复端详着董副主任的留言题字,不由得再次对我的这位领导、仁兄、学长、至交所显现的谦慎、严谨、仁厚油然起敬,感慨入怀。     

中共在陕甘宁边区的县政规制与运行机制

陕甘宁边区的县制变革与县政制度,是中共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而重要的历史时期,着眼于历史发展的逻辑演绎、制度建构的实际需求和现实情境的客观要求而做出的重要制度安排。这一制度安排,一方面体现为中共对先前苏维埃制度的重新变革,另一方面也是近代县政机制的再次转轨。同时体现在县域区划的设置背后,显然也凸显着中共的一些重大的理念性变革。而边区县政的运行机制,又在很大程度上蕴含着中共变革社会和创建新中国的内在要求与逻辑。     

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县政改革

县在我国政治上地位极其重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加强乡村控制,巩固其反动统治,大力推进县政改革。以抗日战争为分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县政改革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即县组织法阶段的县政改革和新县制阶段的县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