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行政决策:必然、实然与应然

公众参与行政决策是行政决策合法性之所需,也是行政决策目标实现之所求.政府的政策宣示和公众的参与需求的契合,催生了我国丰富的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实践.然而公众参与行政决策实践的表面繁荣,却难以掩盖其实效的差强人意.我们应当深化行政决策者的公众参与意识,完善参与式行政法律制度,保障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实效.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in Rural Women＇s Right in Significant Family Decisions

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组织的家庭及生育状况研究调查数据,仅以妇女家庭地位的一个重要表现—重大决策权为切入点,系统地将各个可能的影响因素分为自身素质、娘家撑腰、母以子贵、外界冲击和文化差异五类,并作为自变量逐类加入,进行两分类logistic回归,以此考察和比较各类因素的影响大小和显著性程度。结论表明,一些以往单独研究中与农村妇女家庭地位存在显著相关的因素在加入了各个方面影响因素后变得不再显著,而在本文所考虑到的所有因素中,女性的收入状况和居住状况（是否与婆家同住）对农村女性家庭重大决策参与权的影响最为显著且强烈,夫妻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和各地不同的文化也对农村女性家庭重大决策参与权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     

乐业县“村事联议”变“替民做主”为“由民做主”

乐业县以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为契机,以增强基层党组织活力为切入点,通过“村事民议”不断加强村级民主建设,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并结合实际推行“村事联议”,探索联村区域发展新思路,有力地促进了该村及邻近村的和谐、稳定、协调发展。     

家长视野中的儿童参与状况调查

为了探索青少年家长对上海市儿童参与状况的理解,本研究对1083名35-50岁的家长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表明：约一半的家长了解儿童参与权；儿童参与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家庭、学校和社区,但是,儿童参与家庭重大决策的机会很少,家长对儿童参与学校活动的期望高于现实,社区活动通常由成人决定；家长认为儿童参与的平均年龄为12-13岁；家长不同程度地支持儿童参与各种相关活动。儿童参与的进展需要宣传和培训、家长支持、成人的责任、参与文化。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开展“干部轮流驻会”活动提升社区党建工作水平

为在考察过程中进一步体现群众公认原则，充分落实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贵阳市委组织部在认真学习部分省、市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在市财政局首次采取“两推一述”办法，推选出1名局机关党委书记。     

浅谈如何推进干部工作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

按照“三个代表”要求，贯彻广东省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必须推进干部工作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首先，推进干部工作的科学化，必须尽快健全完善干部培养选拔任用管理的有效机制；其次，推进干部工作民主化，关键在于落实好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最后，推进干部工作制度化，必须坚持走规范化，法制化的路子。     

患有哪些疾病不能被录取为公务员

2005年1月，国家人事部和卫生部正式公布并实施《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以下简称“标准”)，首次对公务员体检健康标准予以明确限定。为维护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标准先后两次在网上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共收到有效电子邮件5300多封，有关部门根据这些意见，对试行标准做了相应修改。     

中国儿童参与权状况及其法律保障

儿童的参与权是确保儿童的各项权利能够真正得到实现的一项具有基本价值的权利。承认儿童的参与权也就意味着承认儿童是拥有权利的积极主体,承认儿童是儿童问题的专家。承认儿童的参与权也意味着对家长制作风的否定。中国儿童的参与权状况在近些年有了很大改善,但是,除非有系统的法律保障,儿童的参与权意识很难短时间内在大众的心里扎根,儿童也很难在影响他们自身利益的事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关于律师参与立法的法律问题

现代社会，律师以多种途径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立法过程中，律师参与立法有利于立法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在律师参与立法过程中，面临着公权力与私权利和公德与私德的冲突和选择，本文力图从道德与制度层面上寻找解困之道。     

论刑事被害人庭审参与权的完善

随着刑事被害人要求刑事程序保护日见高涨,被害人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但是与被告人权利刑事保护相比较仍然存在不足之处。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刑事被害人庭审参与权学界未予以明确的界定,对其内容立法规定也不够完善,并且司法实践中对被害人参与庭审的权利保障不力。因此,完善相应的立法以及司法实践中被害人参与庭审的权利,是完善被害人权益保护的可行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