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６４条有漏洞

《刑法》第６４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产，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应该说，立法设计的出发点是好的，法律的规定也清晰明确，但据本人经验，公安机关在理解和执行这一规定时存在某些偏差。试举一例说明：被害人曾先生向Ａ市Ｂ区公安局举报：郝某“一房二卖”，诈骗曾现金三万元。经查：郝某已潜逃；这起房屋买卖从洽谈、成交至付款都是由郝某以Ｃ公司名义委托何某与曾先生进行的。公安机关遂以何某为共同诈骗犯罪嫌疑人，对何荣传讯。何坚决否认自己有诈骗行为。公安机关要求何退还“…     

徘徊中前行:新刑诉法背景下的高羁押率分析

《刑事诉讼法》2012年修改后对刑事强制措施部分的条文做了大幅度修改,有降低审前羁押适用的意图。20年来,中国审前羁押率在波动中下行,但依旧在高位徘徊。人权保障意识的觉醒及相关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贯彻,使中国各地逐渐重视逮捕(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工作,这当然会使超高羁押率的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若想根本转变局面,需要贯彻"等候审判的人受监禁不应作为一般规则"的原则,建立完善的现代刑事强制措施体系。     

执政党领导力与后发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移——基于对印度尼西亚的过程追踪研究

后发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各不相同。文章假设这一现象的国内政治根源在于执政党对国家的领导效能，并以印度尼西亚为案例，对执政党领导力如何影响后发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进行研究。印尼专业集团党内部的威权结构阻碍该国对全球价值链的深度融入；民主党通过内外政策弥补领导力的相对不足，带领该国吸纳外资并实现快速升级；民主斗争党领导力由弱变强，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畅通生产要素循环，但碍于连任压力升级进程又趋放缓。文章通过对案例的过程追踪发现，执政党内部领导力取决于政党的中央权力结构，影响党内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执政党外部领导力取决于执政联盟的大小与政党代表性，决定政党意志上升为国家政策及贯彻实施的效率。前者通过顶层设计奠定国家对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向，后者通过政治过程决定政府对要素流转的调控效率，两者分别从意愿与能力维度影响一国生产要素的国际分工投入，进而导致国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变动。运用执政党领导力视角分析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移，可为后发国家利用政党政治克服后发劣势和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提供镜鉴。     

追凶

杀人逃犯为躲避追踪。13年中多次变换身份，设下层层迷局，将警察引入云山雾罩之中。青岛警方追踪2个月，转战6省10余个城市，行程5万余公里，最终在云雾缭绕的浙江温州深山古刹，揪出了遁入空门闭关修炼一年半的杀人逃犯。     

1947，战犯追踪

追踪日本战犯 抗日战争胜利后，同盟国根据雅尔塔会议的决定和《波茨坦公告》的要求，于1946年1月19日正式成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政府指派梅汝墩为该法庭的中国首席军法官（当时媒体另有称谓日“中国代表法官”），参与审判日本对亚太地区引发大规模战争和伤害所应负之责任，赴日参加审讯东条英机等日本甲级战犯。另派石美瑜为南京军事；去庭庭长，     

英美银行破产法述评——以银行特殊破产制度为中心

银行业的特殊性、传统的公司破产程序的缺陷以及政治因素是银行特殊破产制度产生的重要原因,其中的政治因素系根源于银行业、监管机构与政治家们之间的利益博弈,同时,历次的金融危机也逐渐地推动这一制度的演进与发展.目前,世界各国适用该制度处置“问题银行”已成为各国银行破产立法的趋势.该制度不仅有利于保护银行的资产而且具有较好的实施效果,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却削弱了市场机制对银行的约束、增加了银行的融资成本,而且程序方面的正义与公平性亦相对缺失.实践中,行政机关所主导的银行特殊破产程序,以行政重整为特色,从而弱化了法院、债权人以及债务人的地位.英国、美国的银行特殊破产制度各有利弊得失,我国应当在充分借鉴两国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银行特殊破产制度的发起标准和适用范围,建立有效的机构间协调机制,并为银行利益相关方提供相应的救济.     

孟凌斌 :追踪才能出实效

今年是辽宁省抚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孟凌斌第七次参加全国人代会了。每年大会期间，孟凌斌代表的审议发言和所提建议都会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因为，孟凌斌是一位想说敢说会说的人大代表。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五年间，孟；麦斌提出的“调整农村公益项目用电价格”等建议，均得到了国家相关部委的积极回应和落实解决。     

基于RFID+GPRS技术的子弹箱追踪管理系统

为了提高特警部队战斗力,加强弹药管理,提出了基于RFID、GPRS技术和短信平台的子弹箱追踪管理系统,对系统的结构与功能进行了详细论述。     

案件追踪

诺基亚25亿美元终结与高通专利纠纷；硕博士论文被侵权系列案；微软又打行政官司拟诉求郑码专利无效     

论我国刑事一审审限制度的存与废

尽管我国的刑事一审审限制度立法规定相对全面，但该制度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刑事超审限问题普遍存在并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危害。学术界对刑事一审审限制度的广泛讨论，引发了我国刑事一审审限制度的存废之争。刑事一审审限制度在我国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应对该制度加以完善并建立综合配套制度，以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