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基本特征及其影响

中国传统价值,主要是指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们以自身需求为基础的对事物的看法和评价.中国传统价值观主要有以下特征:道德至上的价值标准,群体至上的价值取向和家国同构的价值模式.这样的中国传统价值观一方面有利于人们重视道德的作用、群体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压抑了人们的物质利益需求、忽视了法律的作用,将个人消融在群体之中,限制了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共谋与斗争并存的话语竞技场--"视觉转向"背景中的影视文化格局

由于"语言文化"向"视觉文化"转向,影视文化界原有的主流、精英和大众的"三元"格局被打破,影视文化界成为一个话语竞技场.为了实现自己的文化生产和意义生产,争夺话语霸权,三者之间呈现出既共谋又斗争的基本格局.由此,当前影视界出现了一种"三元合一"走向的论调,但"三元合一"只是一种"异质同构",他们之间的意识形态的不可调和性形成了文本内在的断裂,使得"共谋"在根本上走向了破裂.     

教育改革的制度创新为什么这么难——基于“八年研究”与“特许学校”制度同构的分析

教育改革的过程是对教育制度创新的探索过程,教育的真正改革必然要触及到制度的根本改变。作为现代公共教育制度的公立学校改革也一直与如何实现"学校自由"和"制度创新"相关。从新制度主义"制度同构"的视角看,美国历史上的"八年研究"和目前的"特许学校"改革面临着相似的"制度同构"与"制度创新"的困境。美国"八年研究"和"特许学校"制度创新的重大教育改革实践具有历史价值和揭示意义,包括如何打破现代主义的教育体制机制,以及为什么在遇到抗拒的制度力量时要妥协,这些有助于为我国新时代学校教育改革的制度创新提供思考。"制度同构"对所有教育改革都是一个难以逃遁的陷阱,我国教育改革的制度创新也要面对"强制性同构"、"规范性同构"、"模仿性同构"的压力。教育改革的制度创新应充分考虑制度惯性的压力,突出人工智能时代的教学模式创新,形成学校改革的合作关系,发挥民众的教育创新智慧。     

项目制的基层治理悖论及其破解

项目制对基层治理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它有利于提升基层政府的公共物品提供效率,巩固农民主体地位,优化基层政府职能;另一方面,它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地方性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削弱了农民主体地位,制约了基层政府职能优化,即项目制产生了公共物品提供悖论、农民主体地位悖论和基层政府职能优化悖论等"三大基层治理悖论"。基层治理悖论缘于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的内在张力、外源性发展的利益不兼容以及职责同构的内生条块冲突。破解悖论需优化项目决策程序,完善农村集体决策机制,提升基层政府的项目整合能力,一方面在项目决策中体现更多农民利益与意志,另一方面亦使基层政府与农民拥有更多的资源,激发农村内源性发展动力,提高内源性发展能力,从而从根本上破解基层治理悖论。     

两大文化的“解构”与“建构”——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异质性与同构性论析

两大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二者既具有历史、理论、实践和价值维度上的异质性,又存在文化传承、科学思维、指导思想和民族复兴维度上的同构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无限光明的发展远景。     

论党的纯洁性建设中的价值同构

党是按照一定的组织原则组织起来、通过一定方式实现政治目标或价值追求的政冶组织，它是由个体层回的党员和群体层面的党员队伍组成的，通过制度设计和教育引导实现党员个体、党员群体对党的政治目标和价值追求的高度认同是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保持政党的纯洁性，要求全党及其党员干部要始终坚持党的理想信念、     

国际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发展趋势

国际上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日益受到重视,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在知识产权法或刑法中,陆续增设刑事制裁的规定;保护知识产权的刑法规范越来越严密细致,刑种多元,刑度轻缓,整体而言刑法立法严而不厉,但部分犯罪刑罚有加重趋势;立法保护与司法保护并重,两者共同构筑起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在经济全球化和犯罪国际化的总体趋势下,知识产权领域跨国(境)犯罪现象呈现增加趋势,各国开始重视国际合作成为必然.     

把握同构数学思维 加强情景式合作教学

人类对逻辑、数学、物理新知识的认同,都是与熟知空间和知识不断同化结构的产物。从最初已知知识结构,到更为复杂的结构,结构对认识起中介作用,经历不断感知、抽象、认同、重构等过程。数学的对象主要是抽象的形式化的思想材料,数学的活动也主要是思辨的思想活动。鉴于此笔者认     

政府碎片化对地方行政成本影响的实证研究

降低行政成本,提升行政效率是我国治理体系现代化改革的重要目标。构建HHI指数和MPDI指数用来测度都市圈地方政府的碎片化程度,通过对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中县/市和都市圈两个层面的实证研究发现:政府的碎片化是刺激地方行政成本的重要变量。除了政府内部精简机构和人员,通过适当的辖区合并,优化行政区划设置,从而降低政府碎片化程度,是降低行政成本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