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法官人身安全保护制度之借鉴

美国的《2007年法院安保促进法案》从犯罪构成、刑罚配置、机构设置、信息保护等多方面全面升级了美国的法院安保系统,形成了美国法官人身安全司法、行政保护的新的框架体系。我国可以在借鉴美国经验的基础上,完善我国法官人身安全保护制度,包括:全面充实《法官法》中有关法官安保立法内容;合理运用刑法手段保障法官人身安全;加强对法官居住场所和法官家属的保护;健全法官安全评估、协调机制,完善安保应急预案;建立法官个人信息隔离制度;普及法官人身保险;明确法官家属补偿制度等。     

违约金调减权及其行使与证明

《合同法》第114条第2款后段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这种权利应被定义为违约金调减权,在性质上是一种形成诉权。违约金调减权归属于当事人,并应以诉、反诉或反请求的方式行使,若当事人在一审中没有放弃,二审中仍然有权行使。对违约金调减权的行使进行释明具有合理性,且属于法官可以自由裁量的职权。法官释明时须保持中立、公开并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法官未释明不构成上诉理由,但过度释明则当事人可申请回避。调减程序中,违约金过分偏高的证明责任由违约方负担且不发生转移,但在举证困难的例外情形,法官可通过降低证明标准、询问当事人等方式缓和其证明负担。     

从法官行政、司法二元身份到“法官中心主义”——以新公共管理为视角

客观认识法官身份中兼具的行政属性和司法属性的来源,充分理解司法管理、司法行政、司法审判与法官身份之间的关系,进而发现法官思维中行政思维对其司法思维的不当干扰的根源,才能真正解决长期以来法官行政思维对司法审判的影响.应理顺法官的行政、司法二元身份造成的二元思维模式,使其既能有效运用行政管理的高效率,又能保障司法的公正性.用司法的内在视角审视司法的行政行为及其行政思维,即为司法行政思维;用行政的内在视角审视司法行为及其司法思维,即为行政司法思维.无论是司法行政思维还是行政司法思维,都是由法官独特的身份所赋予的司法和行政的内在权力结构与外在权力张力之间的关系,缺一不可,但绝不能混同.解决当下司法困境的出路在于重新配置法官的行政与司法身份,确立“法官中心主义”,改变以往行政为主、司法为辅的行政管理模式为司法审判为主、司法行政管理为辅的管理模式.     

两度重婚男的情法债

“我虽然违反了法律,但在道德上心安理得.”2016年4月13日,现年49岁的陈某涛站在被告人席上听完法官的宣判后如此辩称.他不希望未来的22个月都在监狱里度过,坚持上诉.在过去的7年里,陈某涛将自己包装成为一名经历挫折、在外打拼的成功人士,并以此身份两度重婚、娶了四名未婚女性,骗取她们的信任,获得她们的帮扶.最终,陈某涛因犯重婚罪被判刑.     

专业法官会议运行机制仪式化色彩之反思

自专业法官会议问世以来,这一制度在具体的运行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仪式化色彩,即重形式轻实质,重形象轻实效.简言之,过于注重制度运行的仪式性,而忽视了其精义.这种追求形式大于实质的现象,是忽略先有经验的表现,亦是对现状顾虑的缺失,是不符合我国司法实践与司法规律的.在此分析的基础上,对于专业法官会议的运行机制,建议以简化模式为基础,并根据案情的严重、复杂程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保障专业法官会议真正落地,成为接地气的一种制度存在.     

为什么『两高』报告这么受关注

每年“两会”雷打不动的六大报告中,最有看点、最有争议、最有悬念的就是“两高”的工作报告.2015年“两会”,“两高”工作报告曾收获2000年以来最佳“战绩”.今年的“两会”,首席大法官和首席大检察官刚刚作完工作报告,各方面对“两高”的关注就已开始急遽升温.“两高”报告为什么如此受关注?笔者从十年的旁观经验,初步分析有以下三个原因:     

广东试点刑事速裁破解『案多人少』

7月12日,星期二,这天是深圳市中院法官翟墨集中开庭审判的日子.当天,翟墨开了12个庭,其中2起案件涉及商标权纠纷,另外10宗为买卖纠纷案件.今年6月6日,翟墨到立案二庭担任速裁法官,助理的辅助加上案件相对简单,翟墨手里的案子基本上在20分钟左右审理完毕.     

法官制度亟需改革

一、改革法官的选用制度 １．改革法官资格取得制度。报考法官资格的最低学历条件应是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生。目前在全国影响最大的律师资格考试可演进为全国司法从业资格考试。国家设立全国司法考试委员会,委员会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和全国律师协会派员组成。考试合格者还不能当然地授予法官资格,必须接受专门的司法训练,重点培养其司法实践经验,尔后再经过考试、考核决定其是否有资格被任命为法官。还可直接从高等法律院校的法学教授以及优秀律师中遴选法官,以促进法官队伍的专业化。 ２．改革法官任免程序…     

司法改革“上海方案”中法官职业化的探索

本文希望在司法改革的背景下对法官职业化进展进行分析梳理,指出问题,找到对策。文中以司法改革“上海方案”为分析对象,该改革方案中针对法官职业化的问题提出了相关的具体措施。这些措施值得称赞,但也存在一些诸如人员分类管理制度的可行性,审判权力运行机制科学性,职业化制度保障缺失性,“上海方案”的可复制性等问题。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加上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希望对存在的问题有一个较为明确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