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经济主权与中外双边投资条约

经济主权是二战以后发展起来的一种全新法律观念 ,对于国际经济法的重塑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构有着不可估量的贡献 ,也是签订双边投资条约的重要指导原则。本文试对经济主权的实质、内容和特征进行探讨 ,并从中外双边投资条约的内容入手 ,对我国坚持经济主权原则之体现和弊漏作出深入分析 ,提出经济主权之实现应注意的问题     

论互联网行业相关市场界定——以3Q之争为例

腾讯-360案被称作"互联网行业反垄断第一案",对该案相关市场的界定是判断腾讯公司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起点。以腾讯公司、360公司为代表的互联网行业自身特殊性决定了该行业相关市场界定的方法不同于传统方法。透过广东省高院对3Q之争做出的判决,可以发掘传统替代分析法在互联网行业相关市场界定中的不足,借助双边市场特性创新互联网行业相关市场界定的思路和方法是极其必要的。     

东盟与欧盟经贸关系的现状与前景

本文首先回顾东盟与欧盟的经贸关系发展历程,然后分析、探讨东盟与欧盟贸易与投资关系的特点及其存在的问题,最后对其未来发展趋势提出几点看法。     

从经济学角度看互联网产业中的竞争问题

正互联网产业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快速和频繁的创新,并且这种创新非常具有颠覆性,即出现所谓的熊彼特式竞争,新技术取代陈旧技术,新产品取代旧产品,新企业取代旧企业,如此颠覆循环,周而复始,而且该循环越来越快,越来越加剧。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企业想要保持领先地位都变得非常不易。在互联网产业中,普遍受到关心的问题是,谁会是下一个赢家?在位公司到底还能支持多久?     

对抗性外交、战略框架转换与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形成——以《八一七公报》谈判为中心

中国的"联美反苏"战略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倒退,引发了对台军售问题的谈判。为维护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中方确立了在双边框架下施压的方案,形成了强制性外交的局面。但这个方案对美施压低效缓慢,最终中方被迫转换到战略框架以寻找筹码,开启对苏缓和,打破谈判僵局。谈判的成功关键在于中方从对美政策的双边框架转换至战略框架寻找筹码。战略框架的调整结束了"一条线"战略,中国开始按均势原则经营大三角关系。谈判的成功也证明了中国以外交方式处理中美关系和外交摩擦的有效性与合理性,大国外交既要坚持外交的和平本质,又要充分利用丰富的筹码,灵活调整对外政策。     

中日韩间的经贸攻防战

中日韩三国的FTA战略,都有强烈的政治、安全动因。中韩FTA走在中日FTA前面,正好说明了韩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忧没有日本那么敏感,同时也反映了中日之间战略竞争的现实。继中韩"自由贸易协定"(FTA)第八轮谈判11月22日在韩国仁川落下帷幕后,11月26日至29日,中日韩三国间FTA的第三轮谈判在日本东京举行。12月3日在新西兰首都奥克兰,还将举行有日本参与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新一轮谈判。2014年1月,     

政府作用对内地与台湾经贸往来中的影响研究

由于台湾地区出现了“政党轮替”,不仅仅给两岸关系以及台湾地区的和平稳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变数,也对台湾本身经济与两岸经贸关系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内地政府为维护海峡两岸稳定,以及进一步发展两岸经贸关系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本文试就两岸组织对经贸关系的发展的作用作一些简要的分析.主要从四个部分研讨内地与台湾经济关系中的组织合作,简单探讨了内地与台湾经济关系中组织发挥的作用,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论国家间判决承认与执行中的主权原则基础

国家间判决承认与拙行中的根本问题,自始就以各种形式困扰国家的是主.权问题.几个世纪以来,"礼让"-词一直出现在冲突法的著作中,作为表达这样一种理念的简捷方式,即国家,在和平共处与和谐关系的利益驱动下,应相互表示出遵从和尊重.归纳国际私法对该根本问题所使用的方法,-般认为有三种:单边主义方法、多边主义方法和实体方法.这三个方法都体现出对主权的不同认可,对判决承认与执行有着不同的影响.随着经济市场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伴随着跨国调整策略的改变,传统的国际私法的基本原则受到质疑.反映在国家间判决承认与执行领域,这就意味着,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再也不能完全依赖于被申请国的主权意志.在全球化背景之下,国际社会在解决国家间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时不得不站在一个全新的视角上来考量.     

我国外资间接征收危机之审视与控制——以双边投资协定为视角

我国具有资本输入国和输出国的双重角色,政府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面临间接征收申诉的危机不断积累,而我国海外投资企业也切实遭遇了东道国间接征收的困扰。我国当前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对间接征收范围的认知和界定并未达成一致,对间接征收行为的规制远未完善。本文分别从政府和企业的视角就危机的应对进行了分析,并就完善双边投资协定中的征收条款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晚近双边投资条约发展值得注意的几个特点--极力弱化东道国外资管辖权成为趋势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尤其是 90年代以来 ,双边投资条约的迅猛发展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 ,也成为国际投资的国际法制加快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晚近双边投资条约中许多条款都反映出明显的进一步削弱东道国外资管辖权的意图 ,这些意图不仅表现在对外资准入自由化的提倡和外资保护水准的提高上 ,也反映在投资待遇标准的提高和投资争议解决方法的国际化上。 2 0世纪 6 0— 70年代为联合国大会一系列决议倡导的维护东道国外资管辖权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原则和规则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这些都是应当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