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双重劳动关系的法律规制

双重劳动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但由于相关法律规范的缺失,使得该类劳动关系得不到有效规制。我国应在立法上明确承认双重劳动关系的合法性,规定双重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应尽勤勉和忠实义务并受工时制度的限制,同时保障双重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实现社会保险权利。     

检察机关向乡镇延伸职能的双重路径选择

检察职能向乡镇延伸是检察机关服务大局、服务新农村建设新形势的必然要求，实践中出现了“聘任型”、“依托型”和“派驻型”3种延伸的主要模式。回顾检察机关向乡镇延伸职能的曲折历史，当前乡镇检察室的设置不宜一哄而上，而应因地制宜，采用“派驻型”与“依托型”并存的模式，在条件成熟的乡镇设置检察室，在条件尚未成熟的乡镇则依托综治中心延伸检察职能，以切实提高检察服务大局、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效。     

浅析军阀政治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民初军阀割据是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这种军阀政治的形成除了给中国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经济遭到破坏﹑政局混乱不堪﹑传统道德体制解体等影响外,也给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引进了一些现代性的因素,如军人地位的提高﹑学术自由和专业知识的成长等。     

公共采购资格取消制度的价值取向、功能预设与风险透析

公共采购资格取消制度是行政黑名单制度在公共采购领域的延伸,及早的体系化构建我国公共采购资格取消制度是遏制我国公共采购领域腐败犯罪日渐高发态势的有效通路。体系化构建公共采购资格取消制度需要有充足的理论准备,也需要预先透析构建公共采购资格取消制度所可能带来的制度风险。未来我国公共采购资格取消制度的体系化构建应当谨守比例原则,为公共采购资格取消制度厘清合理性边界,以维护公共采购VfM目标为主导价值取向,兼顾供应商利益的维护以确保公共采购资格取消制度价值取向的内在平衡,预设失格供应商惩戒与腐败犯罪预防的基本制度功能,充分实现公共采购资格取消制度的衍生功能,推动供应商最终走向合规发展道路。     

运动式治理与制度建设: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制度变革的组合拳模式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面临着制度变革的“双重挑战”:既要建立起全新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又要在有效新制度体系尚未就位的情况下保障基本的治理成效。应对“双重挑战”的一种重要方式是“运动式治理加制度建设的组合拳”:一方面,以制度建设为根基,逐步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制度体系,从而完成制度体系的本质性变革;另一方面,在缺乏有效的制度体系的情况下,通过运动式治理应对不断出现的现实问题以保障基本的治理绩效。论文对1978年至2012年土地使用制度变革历史过程的实证研究验证了上述的“双重挑战”以及“组合拳模式”的运作机制与现实成效。“运动式治理加制度建设的组合拳模式”能够缓解短期治理压力从而拥有更大试错空间,进而能够通过持续探索与调整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最终成功完成制度变革。     

构建刑事法律援助质量控制体系

刑事法律援助是一种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的行为,①是被追诉人获得法律帮助的重要途径,②其服务约定兼具了民事合同和行政合同的特点,本质是一种特殊的为第三人利益合同。在这一法律关系中,被追诉人无疑是受益的第三人,律师是服务的提供方,而政府则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又是整个合同的管理者。尽管由于服务对价远低于市场标准,刑事法律援助服务具备了一定的公益性,但仍需满足服务购买者对服务质量的要求。     

论中国双重股东代表诉讼中的司法能动性——兼论中国《公司法》的立法完善

随着公司单一结构向集团公司等复杂立体结构的发展,中国《公司法》规定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已经满足不了新时代的司法需求。中小投资者的诉权保护与股东诉讼的便利化成为世界银行对营商环境评价的重要指标。为此,以审判理念现代化为引领,发挥司法能动性,实质性地化解纠纷,选择科学法律方法——“类案裁判”,在司法实践中尝试认可受控小股东提起双重股东代表诉讼的诉权。客观上,切实地便利了小股东的诉讼,进一步优化了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当下正处在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进程中,又逢中国《公司法》第六次全面修订之时,应当构建符合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以凸显中国公司法的正义性品格。     

制度赋能与专业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工作发展的双重动力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变迁催生的多重社会问题需要由国家和社会力量共同形成的保护性行动加以遏制,由此形成政府、市场与社会力量共同组成的互动系统。作为一种独特的专业行动,中国社会工作自恢复重建以来得以快速发展的两大核心动力在于：政府制度赋能与社会工作的专业自我建构。制度赋能体现为国家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实现社会工作的制度扩散与合法性建构,通过制度驱动专业化、职业化进程不断演进;专业建构体现为社会工作通过服务建构、体制建构形成对制度驱动的反映性行动,以及对社会问题的专业性回应,由此形成专业社会工作参与基层治理和国家治理的本土进程,彰显其在制度优势框架下的社会治理效能。中国社会工作的这种双重发展动力共同推动着社会的生长,成为有效抵制自由市场扩张以及现代化进程中多重风险生成的保护性机制。     

论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非对称结构对族群冲突的影响：一种结构与认知的互动角度

在国际秩序转型与大国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非对称国际关系持续构成民族国家进行国族塑造与政权建设的外部结构性压力。由族群问题引发的国际与国内冲突日益频繁,从国际政治中的等级现象着手理解族群武装冲突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路径。国际体系中非主导国与主导国所形成的国际非对称结构会导致非主导国国内非对称结构的极化、重构或紊乱,由此构成不同类型的双重非对称结构。双重非对称结构是解释不同非主导国族群武装冲突呈现差异的关键变量。菲律宾、尼日利亚和土耳其三国族群武装冲突的案例显示,双重非对称结构重塑了非主导国及主体族群原先对少数族群的负面认知并使其呈现低等化、对立化、极端化与安全泛化,进而使非主导国族群武装冲突呈现差异化演进趋势。国际非对称结构也可能会直接激化非主导国的族群武装冲突或对其冲突烈度形成控制。而少数族群内部政治结构则会对上述传导机制起到催化/缓冲、加强/抑制的作用。发展中国家的族群武装冲突将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仍有待深入研究。     

司法上不承认超越法教义学的“道德审判”——对“江歌案”相关观点的讨论

“江歌案”一审判决后,桑本谦教授认为,“江歌案”中的刘鑫(刘暖曦)不存在法律上的过错,但引入“过错冗余”“有难同当”的概念可将一审判决合理化。这在理论上值得赞赏,但从道义层面为司法寻求判决理由的观点有待商榷。二审判决虽以“安全保障义务”为基础寻找裁判依据,但在“安全保障关系”“安全保障义务主体”“直接过错”认定方面存在不足。判定刘鑫在法律上存在过错的另一种思路是刘鑫应承担《侵权责任法》第28条规定的“第三人侵权责任”,其教义学原理在于“双重风险损害原则”。刘鑫虽非直接侵权人,但其行为是他人陷入不可预测之风险境地的肇因,且因过错增加了这种风险的发生几率,应对他人的损害承担责任。司法裁判并不反对道德判断,反对的是绕开法条及对法条进行超越法教义学分析的道德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