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共享法庭”打造成基层一站式多元解纷体系的核心载体——以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江口法庭的司法实践为样本

<正>一、人民法庭参与一站式多元解纷体系的现实困境当前基层多元解纷不是缺乏力量,而是力量分散没有形成合力;不是缺少人员,而是人员混杂缺乏必要的技能、技巧和知识储备;不是缺少工作机制,而是各项工作机制往往流于形式缺乏实效。（一）现有多元解纷力量有待整合、赋能和激活一是渠道之间协调不畅。尽管地方已经建立了三级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以下简称“矛调中心”）,但各种调解资源之间的信息联通、     

知识产权纠纷诉讼调解的实证研究(上)

如果说“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那么诉讼调解制度的生命则更是一种纯粹的经验了。如何在经验中寻找出规律化的因素,妥善化解社会矛盾,节约社会成本的消耗,是长期以来困扰司法实践部门的一个难题。近年来,诉讼调解越来越受到各级法院的重视,民诉法理论界也对诉讼调解制度的变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有益的探索,但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对于诉讼调解实践的实证分析和研究却是一直以来被理论界忽视的课题。     

调适利益矛盾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目前我国社会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利益格局重组之中,各种社会矛盾纷繁复杂,其中经济利益矛盾十分突出,它是我国人民内部矛盾的集中表现。妥善处理好各个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化解各种利益矛盾,关系到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关系到社会的和谐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一七三”工作模式 实现矛盾不上交

织就一张网、完善七项制度、规范三个工作流程,甘肃省靖远县刘川镇人民调解委员会顺应时代新要求,以规范促发展,按照"调防结合、以防为主"方针,探索建立"一七三"工作模式,开展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助力实现矛盾不上交。近两年来,刘川镇调委会共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529件,调解成功率99.6%,纠纷涉及金额210万元,实现了...     

卵圆孔未闭致矛盾性栓塞死亡1例

1 案例资料 1.1 简要案情和病史摘要 曹某,男,50岁.某年5月28日曹某因交通事故致头部外伤,后转入某地公安局执法办案中心接受询问并被拘留于该执法中心.5月30日4时曹某在执法中心上厕所时突发意识不清进而入院治疗.查体:昏迷,口唇发绀,双眼对光反射迟钝,双肺呼吸音粗,可闻及湿罗音.头CT:双侧大脑半球改变,考虑水...     

人民调解化解信访积案

"太感谢你们了,这么多年的事情终于解决了,我这颗心总算是放下了。"在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行政相对人古某和其单位终于达成了调解协议,古某发自肺腑地感谢道。古某原为浙江省杭州市某国有建设集团员工,2008年借调至某街道动迁指挥部担任拆迁安置部主任。     

论实践结构的优化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作为人类终极理想的繁荣,要依赖于人类的劳动实践与实践能力的可持续,其核心乃是实践结构的优化.然而,在推进实践结构优化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着尊重人类发展权利与尊重自然价值的矛盾关系,科技开发与自然保护的关系.如何协调这两重矛盾关系,是实现人类终极理想的关键之举.     

新农村建设中的若干社会治安问题

一、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群体性案事件呈上升趋势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乡镇工业的迅猛发展,工程建设、城市扩建、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劳动力安置补偿等工作会越来越繁多、复杂。如果对一些具体问题处理得不好,尤其是对涉及到群众的切身利益的问题处理得不好,将产生一些不稳定因素。同时,在工业化进程中,“亦工亦农”的农民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农民对企业的依赖程度增强,导致因企业兴衰及社会保险、医疗保险等矛盾和问题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增多,直接影响新农村建设中的社会稳定。在一些地方,群众上访、闹事、群体殴斗案事件就时有发生。     

反腐败如何降低公众的行贿意愿:腐败容忍度的双重中介效应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并将此作为未来反腐败实践的重点;但国内学者对公众行贿意愿的议题却鲜有研究和讨论。因此,深入探讨公众行贿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能够为以社会公众为切入点的反腐败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从而在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腐败行为的发生。通过对河南省居民的调查分析发现,公众腐败容忍度在公众行贿意愿的诸影响因素中发挥了双重中介效应。一方面,反腐败绩效不会对公众行贿意愿产生直接影响,却通过影响公众腐败容忍度对公众行贿意愿产生间接影响;另一方面,公众腐败容忍度在腐败经历与公众行贿意愿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因此,强化对行贿行为的惩处、完善行贿黑名单制度、涵养社会廉洁文化氛围、深化反腐倡廉宣传以有效降低公众腐败容忍度,就成为抑制公众行贿意愿的重要实践策略。     

妨害安全驾驶罪理解与适用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妨害安全驾驶罪,为依法惩治抢夺公交方向盘,暴力干扰公交司机驾驶车辆的行为提供了刑法上的依据,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以及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要求,满足了司法审判实际需要以及公众的安全需求。但是,妨害安全驾驶罪在适用过程中存在构成要件要素不明确、立法与司法解释冲突等问题。因此,应当厘清妨害安全驾驶罪设立的理论与现实依据,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通过明确“危及公共安全”的内涵、遵守司法解释的合法边界、采取“双重竞合规则”处理罪名之间的关系等措施对问题加以解决,以期对妨害安全驾驶罪的合理适用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