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宪法中公民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之解读

中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受教育既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的义务。公民的受教育权利和义务,实际上包括国家和公民之间在义务教育阶段和非义务教育阶段所存在的双重权利义务关系。     

论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中的同一性问题——以美国法律实践为视角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是刑事诉讼中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的重要制度设计。美国法院在执行这一原则时先后使用了同一要素标准、同一行为标准及同一证据标准。之所以出现如此反复,是美国司法实践在犯罪事实及刑罚对象认识方面不断深化的结果。我国刑事司法应当借鉴关国在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之同一性问题上的司法经验,合理优化吸收犯与牵连犯理论,落实罪刑相适应原则。     

做低计件工资就是加班陷阱

岁末年终,在记者分赴各地采访返乡职工时了解到,为了多拿钱,不少职工表示愿意去订单多、加班多的企业,因为"打工主要是为了挣钱"。同时不少企业也拿出"职工自愿加班"的理由回应劳动部门和工会对超时加班涉嫌违法的指责。记者调查发现,在加工制造业,做低计件计时工资,是企业诱导工人自愿超时加班的一种手段(2月10日《工人日报》)。加班是一个老话题。之所以常说常新,一是     

论犯罪构成论体系与罪刑法定、刑事违法性及刑诉法的关系

以往的犯罪构成论体系研究,是一种脱离犯罪构成论体系与其他重要法学范畴的关系而进行的"孤立性"研究。与罪刑法定、刑事违法性及刑诉法的关系应该构成犯罪构成论体系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照应其与罪刑法定、刑事违法性和刑诉法的关系将使得犯罪构成论体系研究也是一种"关系式"研究,而这将丰满犯罪构成论体系,并有助于对中国大陆传统的犯罪构成论体系作出"中肯"评价和"冷静"对待。     

故意犯罪认定标准研究——以违法性认识和社会危害性认识的比较论证为视角

对于刑法第十四条关于故意犯罪的规定,理论界存在不同的认识,争论的焦点在于故意犯罪中"认识"的内容。并在此论战的基础上基本上形成了两大观点——违法性认识和社会危害性认识。在我们现阶段法治还相当不健全的时代,应该以社会违法性认识为故意犯罪的主要判断标准,辅之以违法性认识。     

国家构建中的＂双重悖论＂与国家失效——以民主刚果为例

国家失效代表了国家构建进程的中断或是逆转。本文梳理了国家构建理论的基本内涵并讨论了国家构建进程中存在的“双重悖论”问题。围绕国家构建的“双重悖论”,文章分别剖析了民主刚果独立后两个阶段的国家构建历程,进而从一般意义上探讨了民主刚果走向国家失效的原因。分析表明,“国家权力的个人化”不仅无法持续性地推动国家构建进程,甚至有...     

违法性认识可能性体系地位界定研究

在肯定违法性认识属于归责要件的前提下,对违法性认识可能性进行体系定位并非毫无意义,其涉及阻却刑事责任的理由根据。违法性认识可能性在我国应当被列为超法规的责任要素而非故意要素。一方面,故意与违法性认识可能性由于存在本质的不同,应归于不同层次;且将违法性认识可能性纳入到故意中与我国当前刑法第14条规定并不相符;另外,故意说对规范责任论的误解等都说明将违法性认识可能性纳入到故意中是不合理的。另一方面,虽然在四要件中难以寻求违法性认识可能性所依存的责任要素,但在犯罪论体系修正呼声高涨的背景下,修正现有刑法体系实有必要;同时,将违法性认识可能性纳入到责任要素,不但不会导致放纵犯罪,相反还有利于预防犯罪机能的实现;此外,将其纳入到责任要素中,有助于对法定犯中违法性认识错误的解决。     

引领百姓赴新途——记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五四村党总支书记吕相传

说起吕相传书记,就一定要说说五四村。五四村位于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立城镇北部,总人口4820人,下辖4个党支部,共有党员69名。五四村是新立城镇西部开发建设过渡时期的特定村,是第一个接受征地拆迁的村,也将是实现"一产向三产转轨、农村向城市转型、农民向市民转变"的第一村,因此具有城市和农村的双重特征。全村80%是农业人口,尚有未开发的建设用地40公顷,从区位上看,正处于开发建     

党建为媒带动企业“抱团发展”

近年来,乐亭县青年企业家协会党总支从实际出发,坚持用组织力量凝聚党员、用事业发展吸引党员、用社会公益感召党员,从而实现了会员企业“抱团发展”。优化组织建设,构建管理体系。乐亭县青年企业家协会吸收入会商家有严格的标准,要求入会商家是各行各业高水平顶尖企业,协会26家会员企业分布在全县14个乡镇、街道及海港经济开发区等地,涉及建筑、农业、餐饮酒店等多个行业,确保在为青年搭建投资、创业、联盟、发展平台的同时,能够引领商业文明;企业党支部分别由党员身份的出资人或党员骨干任党支部书记,同时接受协会党总支和属地党组织的双重管理,实现了党组织的有形覆盖。     

非律师执业:违法性与社会价值性的冲突——现代法律制度框架下的中国律师业的困惑与思考

非律师执业在中国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非律师执业被中国法律明文禁止,而又大量存在;既对于司法秩序的形成及运作形成干扰,又为基层民众解决了部分法律问题,并以法律基本知识、成熟的社会经验及人脉始终占据法律服务的低端市场的部分份额,与执业律师形成竞争.本文从非律师执业的违法性与存在的社会价值性的视角入手,探讨非律师执业产生的原因,并希望通过对这一社会现象的探讨,对中国现行的律师体制及司法体制的改革作出一些有益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