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港澳委员发挥“双重积极作用”的机制、问题及对策——基于间接群际接触理论

间接群际接触能有效减轻群体间的隔阂、消除误解、缓解冲突。政协港澳委员在内地群体和港澳群体的接触中担当着“超级联系人”的角色,他们在推进“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中通过扩展机制、激励机制、协同机制、舆论引导机制发挥着“双重积极作用”。当前,港澳委员在发挥“双重积极作用”中存在基层代表缺乏、与各界交流机制不够顺畅、履职能力亟需提升等问题。据此,提出以下对策建议：提升政协港澳委员代表性,完善委员履职制度和机制;加强政协港澳委员能力培训,完善委员考核机制;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提升港澳委员影响力;聚焦青年工作,打造特色品牌交流活动。     

法益路径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限制处罚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法益并不是一个已经取得共识的命题。囿于法益理解的差异,对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处罚流变的讨论难以有效地展开。法益的确定,成为本罪限制处罚的开端。不同于以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秩序说”与“国家税收利益说”,双重法益说通过阻挡层法益与背后层法益两个层次的设置,不仅能恰当说明本罪的社会危害性,亦能确保本罪在刑罚体系上与相关犯罪相适应,从而为限制处罚的讨论提供合适的基点。     

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理论冲突及其解决

社会危害性理论是我国刑法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它与刑事违法性的冲突是客观的,也是其受到广泛诟病的根源之一.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之间的冲突,有着深刻的价值观上的根源和立法、司法中的具体表现.伴随着社会危害性体系性地位的转变,应当在立法上坚持社会危害性,在司法上坚持刑事违法性,同时发挥社会危害性的出罪功能.社会危害性理论的功能转变为出罪式:作为实质违法性的判断标准和阶段,它的有无决定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它的大小,决定是违法还是犯罪.     

英美信托财产所有权归属设计研究

英美两国的信托财产所有权是建立在普通法与衡平法并行的双重法律体系之上的一种独特设计。在这种归属设计中：受托人是普通法上的完全所有人,不负有任何普通法上的义务,受益人也没有任何普通法上的权利;但在衡平法上,受托人对受益人负有义务,受益人对受托人享有衡平法上的请求权,在受托人滥用普通法上的所有权侵害到受益人的利益时,受益人可以向法院行使其衡平法上的请求权,要求受托人履行衡平法上的义务。     

行政犯的类型与违法性判断的区分

行政犯的类型区分直接影响到违法性判断方法的确立。依据前置行政规范的本质属性的不同,刑法存在前置不法型行政犯和前置程序型行政犯。当前,学界和实务界通常忽视前置程序规范的存在,将其与前置不法规范混为一体,导致前置程序型行政犯违法性判断始终依附于前置不法型行政犯,继而认为前置程序型行政犯违法性判断同样具有从属性。违法性判断仅指的是刑事违法性的前提和依据的判断,而并非罪刑规范的最终适用,否则违法性判断将毫无现实意义。在此基础上,前置不法型行政犯违法性判断具有从属性,从属于一般违法性的概念和类型,而并非刑事违法性对一般违法性的从属。与前置不法型行政犯不同的是,前置程序型行政犯违法性判断具有独立性,其独立于前置的行政程序规范。刑法可对行政程序的次数、主体、时效及形式等进行独立判断。前置程序型行政犯在刑法体系中应具有独立地位。     

双重股权架构的域外经验与中国应对

双重股权架构在美国已经有数十年的实践历史,近年来,亚洲各个冀望迅速推动本地高新企业成长的法域纷纷改变其既往立场,吸纳同股不同权公司上市。2018年,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率先在本地区实现了这种规则转变,而中国新设立的科创板也已经允许上市公司采用双重股权架构。中国引进双重股权结构应当谨慎行事,如需引进可以以中国香港规则作为基础...     

双重协调:中国的周边安全战略构建

自习近平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中国对周边外交更加重视,推出了一系列周边外交新理念和新举措。不过如何更好地开展周边外交也日益面临着周边安全的掣肘,对于周边安全环境的评价也存在大量争议,这就使得建立周边安全的评价体系和构建整体性的周边安全战略很有必要。由于中国崛起的周边安全效应、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亚太的地缘效应和周边国家转型的系统效应,中国的周边地区安全已变得日益重要。周边安全合作面临着大国权力竞争、制度竞争和观念竞争等主要障碍,中国在周边安全中应该发挥重要作用。从国家利益层次分析的视角,可以对中国周边地区存在的纷繁复杂的安全问题进行梳理,区分为核心利益、重要利益和一般利益三个层次,使得对于中国面临的诸多周边安全问题有着更为整体性的清晰认知,进而提出了“双重协调”的周边安全战略。针对涉及不同利益层次的周边安全问题,中国可以采用“大国协调”和“制度协调”并进的思路,单一或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等手段,最终推动中国周边地区形成较低程度的周边安全共同体。     

论犯罪客体的内容界定

我国刑法学界各种学说对犯罪客体内容的界定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实际上各学说的结论通过法律上的“权利”可以获得统一,犯罪客体的内容应是对“双重权利”的侵害。     

双重互动:高校读书会运行机制与育人规律研究——以浙大宁波理工学院转型中国读书会为例

当代社会的流动性不断上升,加之移动互联网普及,使得大学生静心读书与线下社交变得愈发困难.如何建构一个适合高校学生的读书会,既有益于学生提升学习兴趣,又有利于学生解决社交困难,成为高校思政教育的一个重点和难点.笔者通过对浙大宁波理工学院转型中国读书会三年多的参与式观察,从师生间、学生间双重互动关系入手,试图阐述凝聚力强、...     

智慧城市能够减少犯罪发生吗?——一项准自然实验

伴随快速城镇化不断增加的犯罪是当下城市治理面临的主要挑战。智慧城市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模式,其目的是纾解快速城镇化引致的各类“城市病”。伴随着实践层面的不断推进,建设智慧城市能否减少犯罪发生?这一兼具学理性与实践性问题被提出。遗憾的是,对此问题,学界目前尚未展开深入、细致地讨论,尤其缺少基于面板数据的针对性研究。鉴于此,本研究将2012年我国启动智慧城市试点政策视为准自然实验,收集292个地级市2005—2020年的面板数据,使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评估建设智慧城市对犯罪发生的抑制效应,并就其中的作用机制进行深入剖析。研究发现：(1)建设智慧城市能够显著减少当地犯罪发生;(2)机制分析表明,智慧城市主要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技术应用与优化资源配置三个机制抑制犯罪发生;(3)异质性分析发现,不同规模、发展水平的城市,通过建设智慧城市减少犯罪的效果存在差异。本文为改善城市安全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