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1930年关税法》修正案中的“双重救济”问题及我国的对策

2012年3月13日,美国《1930年关税法》修正案经美国国会通过并经总统签字后正式生效,该法案赋予了美国商务部对非市场经济国家进行反补贴调查的权利,并对"双重救济"问题作出明确的的规定,使美国对华"双反"调查中的双重救济问题更加难以解决。本文将探析此法案中"双重救济"问题的法律缘由,并探讨我国可采取的对策。     

数字

800名权威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超过800名"逍遥狱外"者被重新收监。违法减刑、假释、监外执行对于司法公平、公正的危害性不容小觑,去年3月,最高检在全国检察机关启动开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专项检察活动,成效显著。0.5元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银行信用卡客户数据泄露现象颇为严重,一条条包括姓名、电话、地址、工作单     

司法改革背景下“捕诉合一”的推行动因、困境与改革进路

最高检推行"捕诉合一"办案模式最主要的目的,即为解决当前检察系统内部存在的案多人少矛盾。而这一矛盾被激化的直接原因在于员额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后,检察系统内办案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且办案工作量还有了大量的增加。尽管"捕诉合一"改革有助于解决当前检察院办案压力骤增的压力,但存在着诸多弊端,不宜作为一项长久之计。当前应强化外部监督措施,并改良其他制度以削弱检察院对"捕诉合一"办案模式的需求。     

论类案类判视阈下人工智能的司法应用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智能辅助裁判系统于各地法院落地生根,不仅极大地缓解了"案多人少"难题、提高了司法效率,而且在辅助法官办案的同时,也促进了法律的适用统一和自由裁量权行使的规范。在一定程度上,还推动了司法实践中类案类判目标的实现。而人工智能与司法裁判的结合尚处于发展阶段,仍存在不足之处。如何正确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类案类判,规避其可能存在的风险,完善技术和相应规范,以保障司法智能化进程的法治化运行,就成为当前人工智能司法应用中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行为不法与责任阻却:“于欢案”的刑法教义学解答

于欢案引发的争议为区分不法与有责提供了新契机:不法是依据法律的行为规范进行的评判，必须受罪刑法定原则之明确性的约束，违法阻却事由是法律激励的行为，不应当承认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有责是根据法律的裁判规范进行的评价，必须受罪刑法定原则之价值性的约束，责任阻却事由是法律宽恕的行为，可以承认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于欢的行为并非法律激励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但于欢在遭受辱母等侵害时实施过当防卫，并不具有期待可能性，具有责任阻却事由，应当宣告无罪。     

依法治国与预防冤假错案

<正>编者按:近年来曝光的一系列冤假错案,从湖北佘祥林案、河南赵作海案、河北聂树斌案、云南杜培武案、浙江张氏叔侄案、安徽于英生案,直到最近的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一再跌破一个社会应有的良知底线,令人触目惊心,也让中国蒙羞。所有这些冤案都指向一个罪魁——刑讯逼供!冤假错案何以频频发生?昭示的是长期以来中国司法理念误区和司法制度顶层设计一系列的问题。在这些案子中,或者"死者"归来,或者真凶落网,沉冤终于昭雪,但人     

美国反倾销申诉者行为的效果研析

美国反倾销申诉者一般有两种主体:企业、工会或行会。对于提起反倾销申诉的弱势产业而言,作为个体身份的企业申诉者尽管很积极,但是最终获得肯定裁定的可能性低于作为集体身份的工会或行会申诉者。这充分证明了集体身份在美国游说政治中更具有生存能力。此外,行业规模也影响反倾销申诉结果。申诉者一般会通过单独申诉和联合申诉两种形式进行申诉。相较单独申诉而言,行业规模较大的联合申诉者更容易获得肯定裁定。这一结论对于中国应对美国对华反倾销具有现实启示意义。     

一场失火案引发的连环诉讼

一个初人社会参加工作的青年，因为玩性未泯一时好奇引发了一场大火，并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5起诉讼，历时1年零7个月，数百万元的惨重损失、百余万元的巨额赔偿，还有停工、延迟交货违约等带来的负面影响，一家正步入发展快车道的新兴企业因此遭受重创，委靡不振。     

检察机关案件集约化管理研究——以现代管理学为视角

检察机关案件集约化管理是以提升执法公信力为目标,遵循诉讼规律和法律监督工作规律,整合检察机关内部资源,合理分工、优化流程以促进检察机关工作科学化发展的系统化过程,契合了整合内部管理资源与遵循检察规律相结合、全程管理与动态监督相结合和程序监督与实体监督相结合等理念。案件集约化管理在检察管理功能中定位于科学构建案管平台、全面深化内部监督和优质服务检察决策,并可通过整合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职能、设置,整合对外窗口和信息管理等途径予以实现。     

副厅级官员自称是法盲

日前，新疆有色地质勘查局原局长杨某贪污受贿案在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起诉书显示，2008年5月，杨某在收购三亚临海大厦过程中，伙同王某将所收购的临海大厦中的41套公寓予以隐匿，价值人民币1288万余元。随后，王某将其中的38套房产变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