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临时夫妻”：不谈感情的夫妻

在当下,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流动频繁,大批农民工涌人城市务工。然而在城市里的他们。正常的生理需求普遍不能满足,也很难获得和城里人一样的教育、就医、社保,有的甚至连一个住的地方都成问题。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只能选择一方外出打工一方留守家中。“临时夫妻”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     

结构性变动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模型与实证

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通过经济结构变动、调整和优化,在市场配置的基础上充分促进劳动力流动,让低效率部门劳动力充分向高效率部门流动,从而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劳动生产率增长。因此,理论上两部门结构性效率差异模型分析了高效率部门和低效率部门之间劳动力流动对于激发劳动者积极性、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使用1978-2017年城乡结构、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区域结构等年度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各自对于劳动生产率变动的影响。计量结果表明,在各种结构性变动因素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作用中,按照大小顺序依次是城市化、区域经济适度均衡并允许有条件区域加快发展、市场化和产业结构优化。因此,要通过有效促进城镇化、发达区域经济适度领先发展、市场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来提高劳动生产率。     

家国与个人——中老跨境婚姻失败案例的人类学研究

中老两国是地缘关系上的邻国,自古以来就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有着诸多的交流,两国边民跨境通婚数量的迅速增长就是两国交流互动日益频繁的彰显。中老跨境婚姻数量增长的同时,由于社会文化调适失败而导致的跨境婚姻失败案例数量也在不断上升。跨境婚姻失败群体的社会再流动凸显其向上流动的经济理性,但同时也增加了我国边境地区跨境人口流动治理的成本。从国家顶层制度设计出发,结合多重组织化力量来改变跨境婚姻中老挝媳妇的弱势地位,才能有效降低跨境婚姻的失败率,规避跨境婚姻失败群体二次流动带来的社会风险。     

流动儿童的城市融人——基于北京、广州、成都三城市的调查

基于北京、广州、成都三个城市的调查数据,本文检验了既有的移民融入理论在解释中国流动儿童城市融入上的适用性.通过引入地区、制度(户口)、市民包容度以及流动儿童个体流动情况等总共8个自变量,对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入做累积logistic回归.研究结果发现.地区、制度和市民的社会包容(反之即社会排斥)对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入具有显著的影响.此外,流动儿童在城市呆的时间越长,则越倾向融入城市,而其他个体性变量对儿童的城市融入不具有显著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流动儿童融入城市日益迫切,政府应努力在制度、政策上帮助流动儿童融入城市,而当地市民也应对流动人口保持更为包容的态度.     

社会结构异质性与流动儿童社会网络的建构——以同伴关系为核心

本文以同伴关系为切入点,考察社会结构异质性因素对流动儿童社会网络建构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动儿童在同伴关系建构过程中表现出较高的主动性,交往对象呈现外向发展特征;流动儿童的兄妹数、成绩好坏、自身生活方式以及对城市居民态度的认知对其发展同伴关系的主动性有影响;流动儿童生活体验和生活环境对其发展同伴关系对象选择有影响。本文以实证研究回应了几种相悖的研究结论:布劳的肯定性结论与国内多数学者的否定性结论,系出自不同语境,各有合理性,但某些结论也需要进一步讨论。     

对湘西自治州流动党员教育管理信息互动平台的调查与思考

如何加强对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是新时期基层党建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湘西自治州创建的流动党员信息互动平台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操作性和长效性,在实践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对于加强和改进对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具有积极的意义。     

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党员动态管理机制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加强进城务工人员中党的工作,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党员动态管理机制。如何推进城乡党建一体化、建立党员动态管理机制,已成为新时期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课题之一。     

论促进社会阶层良性流动的公共政策选择

社会阶层流动是现代化的一个趋向。社会阶层的良性流动将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提高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望值,增强人们奋斗的信心,促进社会的进步。良性流动的标志包括：阶层流动机制合乎公平正义、阶层流动路径开放有序、阶层流动的自致因素占主导地位、阶层流动过程理性平和。促进社会阶层的良性流动,需要公共政策对社会利益进行适当的调整,防止社会流动中贫困群体的固化问题,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使社会阶层的流动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     

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与中国策略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以来,日益严峻的数据安全风险与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交织叠加,各国围绕数据安全治理规则博弈呈现加剧态势,引发全球数据安全治理问题。各国际行为体虽然已经意识到数据安全治理的重要性,但对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并未形成统一的治理框架。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仅仅由单边、双边和多边框架以及贸易规则拼凑而成,相关治理议题在公民个人、社会、经济以及国家安全等多个层面相继涌现。多领域多维度的数据安全问题难免造成治理主体利益诉求的差异,也导致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出现了规则碎片化、机制效用不足、治理乏力等问题。与此同时,个别国家的数据霸权主义行为更是使得国际行为体难以凝聚共识,全球数据安全治理步履蹒跚,重视和加强对全球数据安全问题的治理迫在眉睫。中国高度重视数据安全的相关议题,由于中国在数据治理领域起步较晚,仍存在立法不完善、技术创新能力薄弱、国际合作不足、治理乏力等问题。中国需要全面、系统地分析影响数据安全的各种重大风险因素,准确把握全球数据安全趋势,进一步优化中国在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中的策略选择。     

城市数字地图:POI数据体制与“流动空间”生产

今天人们对城市的体验愈发被嵌入了“本地服务”和“出行导航”功能的城市数字地图所中介,但城市数字地图并非中立的工具。从POI (Point of Interest)数据体制和流动空间生产的角度分析城市数字地图对城市的表征和塑造,可以发现:一方面在地图厂商运营需求、地理媒介“定位”逻辑、现代商业主流形态的过滤下,城市数字地图忽视了位于城市“边缘”的生活形态;另一方面,在POI推送和本地生活信息服务的双重作用下,特定物理地点及其流量生成逻辑正愈发受到数据体制的形塑。在“城市更新”和“打卡经济”的趋势中,一个借数字地图生产出来的“流动空间”正在信息、人员和资本的流动中形成,它将信息和资本的全球化逻辑接入地方,并很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制造出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和空间权利的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