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专利权的外部限制

由于专利法立法活动受到产业利益集团的制约,同时专利法既有理论也存在一定局限性,专利权的内部限制不能有效地消除专利制度的弊端.我们应重视和强化专利法外部限制措施.反垄断法和人权法是已经对专利权产生实际限制作用的法律资源.伦理将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成为专利权的限制因素.     

产业政策对反垄断法实施的影响

产业政策与反垄断法虽然都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基本方式,但两者干预经济的深度、广度及基本理念都是不同的。不同类型的产业政策会对反垄断法的实施产生不同的效用。我国目前过于扩张的产业政策不仅延缓了反垄断立法进程,而且势必影响未来反垄断法在经济生活中的实际作用。为避免反垄断法的边缘化,必须寻找与我国反垄断法相匹配的产业政策,必须妥善界定产业政策与反垄断法在国家法与政策体系中各自的作用范围以及两者的主次关系。     

不争执条款的反垄断法分析

知识产权许可协议中的不争执条款既有阻碍竞争的消极影响,也有其积极的一面。美国、日本、欧盟在认定不争执条款的效力时采用了基本相同的方法,即一般指导原则下的个案分析。它们运用一套以反垄断法为基础的具体规则,将宏观经济背景、技术发展水平、市场结构状态、权利质疑成本等因素类型化、具体化,主要依合理原则进行考量,协调知识产权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变化。我国应当甄别性地借鉴国外的成熟经验,不断完善不争执条款的立法和执法。     

数字平台垄断与数字竞争规则的建构

数字经济在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核心推动力的同时也对市场竞争秩序带来了一定的挑战,数字平台垄断问题尤为突出.与传统企业形态相比,数字平台拥有在基础技术和商业模式上不同的动态特征,传统反垄断规则及其分析工具在界定关涉数字平台相关商品市场、认定市场支配地位以及审查经营者集中时所面临的挑战愈发明显,健全数字竞争规则对此予以回...     

论反垄断法豁免制度

反垄断法是关于竞争与垄断及其相互关系的法律规范.竞争产生垄断,垄断又会加剧竞争,对两者关系的思考一定要放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动态进程中去加以界定.我国的<反垄断法>呼之欲出.以反垄断的一个重要制度--豁免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着力剖析其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现实经济状况和时代大背景下存在的合理性.     

反垄断执法的优化路径分析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为适应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制止资本无序扩张的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在2022年进行了首次修订,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权力得到了极大的加强。但由于机构改革比较频繁,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效用没有充分发挥,在具体执法工作中面临人员不足、执法不灵活、缺乏监管等问题。所以,国家需要从人员配置、执法方式、监管方式等方面对反垄断执法机构执法进行路径优化,更好发挥反垄断法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的作用。     

论反垄断法解释的学派分歧及其交谈前景

反垄断学派的形成,将法律解释导入规范轨道,同时也使反垄断学派形成路径依赖,导致其解释方法日益僵化。从制度维度上看,近年来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和后芝加哥学派之间就垄断行为规制的分歧趋于深化,渐成难以调和之势。为此,追溯考察反垄断学派的理论模式、决策前提、市场假定和价值观念可知,反垄断学派理论模式不仅应当接受经验证据的检验,还极大地取决于以错误成本分析为核心的决策前提,以及垄断行为发生概率和市场自我纠正能力的假定,并最终根源于其或自由或保守的价值传统。为推动反垄断法解释深入回应市场现实,要形成反垄断学派关于市场机制的基本共识,廓清反垄断法解释的交谈合理性空间,并结合数字市场特性,确立经验世界重构背景下的交谈新起点。     

论个人信息的反垄断法保护——以“滴滴案”为例

在滴滴案中,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没有考虑通过反垄断法规制个人信息损害行为。但是,滴滴的数据处理行为与其市场力量之间的紧密联系隐含着反垄断法问题。反垄断法对市场力量的形成和运用的关注为其审查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滴滴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提供了法理基础。反垄断法通过维护个人信息保护条件的竞争促进个人信息保护更加地全面和持续,彰显了其保护个人信息的必要性。反垄断法保护个人信息需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回归保护竞争范式的反垄断分析方法,二是依循反垄断法的行为规制路径,三是平衡与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冲突。     

论我国反垄断立法中的域外适用制度

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是目前各国反垄断法发生冲突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在WTO竞争政策谈判中需要协调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在我国制定反垄断法时也应当明确规定其适用于那些发生在外国但对我国的市场和消费者有着不利影响的限制竞争行为,但应将该行为产生“直接的、实质性的且可以合理预见的”限制或者不利影响作为适用的基本要件,同时,在具体执行中要求反垄断执法机构和法院权衡、分析多种相关因素。